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并把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部署。202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要把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作为重中之重，大力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进科研创新，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

当今时代，高等教育、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三者关系密切、相辅相成，并对应于中国的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三大强国建设。这也决定了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如何把三大强国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一体统筹推进，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是当前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

一、科教结合、科教融合与科教融汇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这是党中央第一次同时提出“三融”，并将过去提过的“科教融合”改为“科教融汇”。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告的英文版，对于“融通”“融合”和“融汇”都采用了同一个单词“integration”，一个重要旨趣就是突出三对关系的集成、一体化、整合的共性要求。对于科教融汇而言，除集成、一体化、整合这一共性要求外，还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一概念的形成作进一步的认识和分析，并建构其特殊的意蕴。

应当说，有关教学与科研的关系问题是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个经典命题。自19世纪初叶德国洪堡最早提出“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大学办学思想理念，并在当时的柏林大学乃至德国高等教育获得了巨大成功，从而引起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美国等国的高等教育也纷纷借鉴和效仿。自此，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就一直成为高等教育领域探讨的一个重要话题，对教学与科研有没有关系、有什么样的关系、关系的密切程度等问题也争议不断。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就曾遭受诸多质疑。在许多人看来，教学与科研相统一是属于规范的、带有价值判断的认识，而缺乏实证的、科学的，建立在经验的事实基础上的有说服力的论证。一些英美学者采用相关性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得出“教学和科研相联结并没有直接的经验证据”的结论。同时，长期以来高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既是一个学术话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且两者还往往不一致，认识逻辑与实践逻辑常常不在一个频道上。如随着现代高等教育和科技创新的关系日益密切，高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关系在理论认识上渐趋一致，但大学在实际办学过程中教学与科研相脱节甚至矛盾冲突的情况并不鲜见，以至直到今天这一话题和问题仍然为人们所普遍关注和讨论。在我国，对于高校教学与科研关系同样经历了一个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沿袭苏联的“科教分离”模式，科研和教学职能分别由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承担。“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邓小平同志就提出高等学校，特别是重点大学要成为教学的中心和科研的中心（“两个中心”），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两个月后，经他亲自批示的《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几个问题的报告》又进一步提出“要把科大建成一个能够独立进行高水平的教学和科研的重点大学”。邓小平同志还指出：“今后我们要很好地研究科研和教育如何协调、人员如何经常交流的问题。”实际上他已把科研与教学相结合及如何结合的问题提了出来。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及1987年出台的《关于改革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提出“高等学校肩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双重任务”“高校开展科研既是人才培养的需要，也是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两项基本任务必须紧密结合进行，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既出人才，又出成果。”这里不仅提出了人才培养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是高校的“双重任务”，而且还明确指出两项基本任务“必须紧密结合进行，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应当说，经过70多年的发展，我国高校发展经历了从单纯教学转向科教并重，又从科教并重转向科教结合进而科教融合，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的必然选择。而今天的科教融汇则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必然选择，这也是时代赋予高校的一个核心命题。从早期对科教结合这一关系的认识，到2012年后伴随着“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的制订并实施，协同创新成为该计划的最核心的概念和最重要的政策导向，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科教融合，并与高校的协同创新相关联。特别是2015年，时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当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深入实施‘2011计划’，不断促进科教融合、协同创新、合作育人，使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在高校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从此，科教融合便成为一个国家层面的政策话语和高校重要的办学导向，2019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的八大基本理念之七便是“更加注重融合发展。推动教育向社会开放、向产业开放，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合、军民融合，推动学院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有机结合，促进人才培养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实现教育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而今天，科教融汇已成为一个新的政策话语和导向，无疑反映了对宏观意义上的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关系和微观意义上的高校教学与科研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

从科教结合、科教融合、科教融汇三者之间的关系来认识，如果说科教结合已体现了对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高校教学与科研两对关系的一种认知，那么科教融合则更强调两对关系的密切程度。而相对于科教融合，科教融汇从词义上则是一个更加宽泛，尤其是包容更广阔的概念，它可包含科教融合和科教汇聚。所谓科教融合中的融合，通常指的是几种不同的事物合成一体。而科教融汇则包括两层涵义：一是相互融合；二是汇聚在一起，前者主要表明的是彼此关系，后者则是从范围意义上而言。从认识逻辑与实践逻辑相统一的角度来说，往往是“先聚后融”，也就是说在确立哪些要素与方面可汇聚的前提下再考虑其融合问题。归根结底，科教融汇是以“结合”意蕴为基础，以“更好结合”为旨归。从融合的涵义而言，即科技创新与高等教育的结合和高校科研与教学的结合，从结合程度上则包括科教一般性结合、科教融合、科教深度融合。显然，科教融汇不同于一般性结合，“融”所强调的是结合的深度，合成一体即融为一体；而“汇”所关注的是结合的广度，也就是涉及科教哪些要素与方面的结合及以什么样的结合方式以实现“更好结合”。

科教融汇通常有两个价值取向，一是作为人才培养的理念和方式，着眼于人才培养，如深化科教融合育人，其关键在于科研育人，即高校以高水平的科研支撑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二是作为科技创新的一种理念和方式，所着眼的是科技发展，尤其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高度互动、高度融合的当今时代，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又是高度相关，所以，科技创新在高等教育与产业之间是作为中介变量，起着“中介”效应。而科技创新这一中介变量也是关键变量，其“中介”效应在于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由此，科教融合又可“溢出”为科、产、教彼此相融问题。通过科教融汇最终将使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人才高地建设形成一种倍增效应，其中科技创新起着倍增效应的关键性作用。这也便是科教“更好结合”的理想样态，具体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一体统筹推进，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此外，科教融汇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在于科技创新反哺教育，以此来彰显科教融汇的倍增效应。科技反哺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便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提出的“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四川时又进一步指出“以科技创新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是大势所趋，也是高质量发展迫切要求，必须依靠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实现动力变革和动能转换”。对于教育来说，他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提出“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进一步推进数字教育，为个性化学习、终身学习、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和教育现代化提供有效支撑”。对于高等教育而言，教育数字化同样也是我国开辟高等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高等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

如果说从理论认识上科教融汇中“融”与“汇”的关系是清晰明了的，那么实际中的科教融汇却要复杂得多，特别是在科技创新与高等教育的相互关系日益密切的当今时代，无论是从“融”的深度，还是“汇”的广度都构成一个多维、立体、交叉、动态的关系，从而也使得高等教育在进入“社会的中心”以后本就复杂的系统更成为一个超复杂的系统。

二、高校人才培养视域下的科教融汇

如前所述，高校科教融汇是一个多层面、多意蕴的概念。而人才培养视域下的科教融汇，就是高校将办学模式、育人方式和教学科研机制三者高度整合，着眼于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科教融汇在人才培养上可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认识和理解。

（一）狭义的科教融汇

狭义的科教融汇，主要是从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的角度，涉及高校内部诸种关系，如高校教学与科研关系的一个主要旨趣在于科研育人问题，也就是高校如何以高水平的科研支撑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培养。不可否认，教学与科研相分离，或没有构建起有效衔接的结合机制，已成为长期困扰高校办学的一个实际问题，直至今日依然如此。解决教学与科研相分离这种“两张皮”状况，一直是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近年来从国家、地方、高校层面各种改革措施不断出台，总体取向上是以激励教学、重视人才培养为主导，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必须认识到，激励教学、重视人才培养一定不能以弱化高校科研为代价，而应强化的是科研育人，即高校通过有组织的科研及其评价导向将教师的科研资源有效地转化为教学资源，使之真正成为高素质创新人才尤其是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力，从而使高校的科研与教学从并重到紧密结合。这是由高校人才培养的特点所决定的，也是高校科研相异于科研院所科研的独特之处，反映了高等教育的一个基本规律，即把科研引入教育教学过程之中。值得提及的是，从高校把科研引入教学过程使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到教学与科研相融合甚至是深度融合：科研即教学，教学即科研，这对于高校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尤其是造就拔尖创新人才显得十分重要。这实际上表明了教学与科研相融的深度，也是教学与科研更好结合的重要体现。而“以育人为中心”“三全育人”“协同育人”等思想理念及其践行则体现了教学与科研相融的广度，即汇聚高校一切可用资源、有效活动和各种途径致力于服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如大学里的“双创”教育、“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创造性劳动教育等多样化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实践活动、实践环节，都有一个共同的旨趣，即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同时也着眼于发现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实中由于这些实践活动、实践环节往往归口到不同的高校职能部门来设计、组织和实施，而各职能部门所瞄准或对标的目的或是要实现的价值又常常比较多样，且多受功利性目标所牵引，以至经常出现各自为政的状况。因此，如何更好地促使这些实践活动和实践环节的价值整合、功能互补和实践对接，对于高校人才培养来说是一个非常必要且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再如，科教融汇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团队构建上，如何从过去单一的教学团队或科研团队组建，发展到教学科研混合式团队与平台的构建，而这种教学科研混合式团队与平台具有适应当代科技和产业发展趋势的跨学科、超学科等交叉融合的特征。为适应新的团队与平台发展方向和趋势，高校学术组织制度亟需变革或重构，其方向在于打破学科专业壁垒，深化学科交叉融合，创新学科组织模式，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近年来，一些新的学术组织制度形式开始出现，如在一些大学，枢纽（hub）、学域（thrust）等正在取代传统学科学术架构的学院和学系，项目负责人制度（principal investigator, PI）广泛流行于高校基层学术组织。为了既保持学科发展的稳定性，又有利于学科交叉融合、开展大协作，亟需突破现有组织形态，探索构建矩阵式学术组织构架，下放权力增强综合研究机构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总之，科教融汇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所强调的科研与教学的结合、统一和互补，而是高校整体办学理念、运行机制、管理体制、资源配置模式等方面的调整和更新。这也意味着学校办学过程中多元化诸要素（如社会实践、就业、创业、校友支持、国际化工作等），都要有效汇聚进入“科教融汇”的核心地带并发挥功效；学校各单位、各部门的运行模式和管理体制，都要围绕“科教融汇”这一主题。这就要求高校内部的各个子系统从原有的线性的、分离的状态，转变为围绕“科教融汇”内核的网络状的、充分连结并相互支持的新状态。由此可见，现代意义上的科教融汇将带来高校人才培养更为全面、更为系统、更为深刻的一场变革。

无论是科教融汇的深度还是广度，均取决于育人的共同核心价值的确立，以及基于共同核心价值的评价引导机制的构建。最为重要的共同核心价值无疑是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心怀国之大者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同时，着力构建有利于加强教学与科研融汇深度与广度的评价机制和共享机制。一是评价机制，如设立科研评价的“教学因子”，即对一个高校教师的科研业绩评价，除了要看其承担科研课题的能力、论著发表的水平、科研获奖的情况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该教师的科研成果，转化为人才培养资源的转化度。再如建立学科建设成效评价的人才培养指数。近年来，在教育部学位中心的学科评估、“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和各类高层次人才评选中人才培养情况，尤其是科研育人受到愈来愈多的重视，实际上也体现了教育评价对科教融汇的牵引作用。二是合作共享机制，即构建科教融汇各融汇方基于共同核心价值与使命的利益和发展的合作共享机制。当前作为人才培养改革的产教融合、科教融汇遇到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科产教合作共建共享的共同体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还是延续了过去各合作主体基于各自利益立场而开展的“帮扶式”合作，显然这种缺乏共享的合作是难以持久、深入的。值得特别提及的是，这里所说的合作共享除了物质意义外，更为重要的是价值的共享。最终使各融汇方成为命运共同体。合作共享也是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2022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第三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大会发布了《超越极限：重塑高等教育的新路径》（Beyond Limits: New Ways to Reinvent Higher Education），指出“面对日益复杂和充满挑战的全球局势，我们需要迈出大步重塑（reinvent）高等教育，为世界高等教育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绘制蓝图”。大会的主题是“重塑高等教育，实现可持续未来”，其中提出的六大基本原则之一，就是通过合作而非竞争实现卓越。通过合作和团结，高等教育机构能够以跨学科的方式开展工作，汇集不同的科研资源，通过国家和国际层面的专业网络分享知识和经验，从而实现协同效应和更有效地履行其使命。由此可见，大学通过合作共享，促进科教融汇，对于履行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和促进科技创新的使命十分重要。

（二）广义的科教融汇

体现在高校人才培养上则主要是高校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遵循的主要是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而当今时代高校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是高校与科技产业的关系，如科技产业结构对高校科类、层次、布局等结构的影响日益深刻，继而对高校专业设置与调整提出需求。2023年4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的《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提出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推动高校积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深化学科专业供给侧改革，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新设一批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科专业，淘汰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学科专业。”加大国家重大战略、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支柱产业等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力度，打造特色鲜明、相互协同的学科专业集群。这些政策目标与导向都揭示了高校学科专业与科技产业发展的密切关系。

高等教育与科技产业的关系还会涉及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如何做到有效衔接，以及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结构要素全方位融合等问题。这就需要强化协同联动，包括加强教育系统与科技产业部门联动，强化人才需求预测、预警、培养、评价等方面协同，实现学科专业与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相互匹配、相互促进。尤其是把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与科技产业的科技创新紧密关联和协同起来。笔者团队曾对广东省集成电路学科专业集群与产业集群协同创新能力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近4年（2018—2021年）综合评价指数总体呈逐渐上升趋势，但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值得特别提及的是，科技产业链对高素质创新人才的需求是分层类的，既需要处于人才链“头部”的拔尖创新人才，又需要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和技术技能型人才，而且从“链”的意义上每个层类的人才都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如此，才能切实保证整个人才链的高质量。而对于培养各层类人才的教育链同样如此。2022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该意见提出“以深化产教融合为重点，以推动职普融通为关键，以科教融汇为新方向，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有序有效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由此，从科教融合过去仅存在于普通高等教育领域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一个概念，到科教融汇成为高等职业教育领域也高度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近期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对科教融汇这一新方向的讨论热度呈持续上升态势。这实际上也体现了科教融汇的汇聚广度。如果说科教融汇的融合更多的是针对研究型大学及其基础学科培养高素质研究型创新人才而言的，那么科教融汇的汇聚则把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应用型高校及学科专业和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创新人才的高等职业教育也包括其中。同时，与分类培养相应的是分类评价，如对于基础学科专业则更强调科教融合，而应用型学科专业更强调产教融合，从而引导不同类型学科专业办出特色和水平。

此外，广义的科教融汇还包括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关系，双方相向而行的态势越来越明显。而且，科、产、教互为中介变量、相互包含，最终形成三方非线性的立体融汇样态。同样的，广义的科教融汇需要在高校与科技产业、科研院所之间寻求和拥有育人的共同核心价值，尤其是把为国家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作为共同的核心价值、承担共同的责任，并建立起利益和发展的共享机制，从而在人才培养上构建起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产业三者共同体关系。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除了寻求和拥有共同的核心价值及构建起科教融汇的评价牵引和共享机制外，高校与科技产业的关系还有一个高校在人才培养上是超前引领还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这一方向性问题，具体到高校与科技产业在人才培养的关系上，也就是高校培养人才是着眼于超前引领科技产业的发展，还是一味适应科技产业的发展。从过往高等教育与产业的关系来看，有研究表明，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的问题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升级。其中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我国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是求职取向式的，即针对当前经济产业结构所确定的工作岗位来培养从业者，而对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所需要的创业型人才的培养则相对薄弱；二是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是理论导向式的，“大学教育采用的是理论化的局限于书本的和老师传授的方法”“这使他们难以学到行业企业所需要的实用技能和团队精神”。因此，如何适应产业发展需求便成为高校人才培养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虽然在高等教育理论界有关高等教育是引领还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曾引发过热烈的讨论，但并没有形成广泛共识。这一问题之所以引起人们如此多的关注和热议，一个重要因素是对我们所处的时代和面对的未来的看法与认识，即我们处在一个新一轮科技革命时代，面对的是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未来，尽管由于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带来了预测技术与手段的极大发展，大大提高了对未来的确定性预设。也正因为技术的发展，使得作为预测对象的未来变得更加不确定、更加不可预测。还有人称人类已进入乌卡（Volatile, Uncertain, Complex, Ambiguous, VUCA）时代，世界充满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诸如面对环境、健康、国际关系等多方面的挑战。如何去适应和应对这样一个时代？这是一个时代之问，也是世界之问。对此，吉姆·达特（J. Dator）在其未来第一定律中说，“未来无法‘预测’，但可以‘预测替代性未来’，并且可以‘预见’和‘发明’首选性未来”。美国未来学家尼古拉·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更是提出“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澳大利亚未来委员会原主席埃利亚德（P. Eliade）更具体地提出过类似的观点：“未来不是一个我们要去的地方，而是我们要创造的地方，通向它的道路不是人找到的，而是人走出来的，走出这条道路的过程既改变着走出路的人又改变着目的地本身。”而“改变目的地本身”就意味着“创造未来”。

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今日的教育是在为明天的社会培养人才。早在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中就指出，“教育在历史上第一次为一个尚未存在的社会培养新人”“替未知的世界培养未知的儿童”。202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面向未来教育：未来学校教育四种图景》报告书、202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一种新的教育社会契约》报告书，这两份报告书都对面向未来的教育进行了构想，进一步引发了对于未来教育的思考。对高等教育的未来面向可以有两个向度，即适应性面向和引领性面向。适应性面向主要指向培养的人才适应当下或未来，不论是适应当下还是适应未来，都具有确定性。当下的确定性是显而易见的，而未来是一个预设“存在的社会”，这个预设也是非常确定，即一个确定性的未来。在适应性面向中，高校就是为这样一个确定性的当下或预设的确定性的未来培养人才。而引领性面向则更加强调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充满无限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高校培养的人所适应的未来，实际上是一个并不存在的社会、未知的世界，或者说是一个不确定的和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我们需要培养出新人主动去面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未来，最终创造美好未来，这种“创造美好未来”具有引领性品格。对于科技产业而言，未来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是挑战与机遇并存，从正向意义上未来的这种不确定性是其生命力所在，为其“创造美好未来”提供了无限可能性。因此，如何培养和获得能够“创造美好未来”的人才资源（新人）对于科技产业来说就显得至关重要。而要培养和获得这种能够帮助科技产业“创造美好未来”的人才资源，则有赖于高校与科技产业、科研院所的科教融汇，着眼于引领性面向未来，协同培养“创造美好未来”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