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山大学校长 黄达人
High大学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必然是按照某些契约建立起来的。契约在大学这个组织的语境下体现的是举办者和办学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公立大学而言，就表现为政府与大学的关系，而大学章程作为契约文本，是包含外部制度安排和内部治理结构的重要载体，大学章程的建设在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和运行过程中有着核心地位。
当前，现代大学制度是一个热门的话题，特别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后，这个话题更被广泛讨论，相关的理论研究也很多，部分高校还通过承担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进行着积极的探索。
什么是现代大学制度？见仁见智，这就像要说清楚什么是“教育规律”一样，这其实是一个没有明确定义的问题。但如果说，现代大学制度与大学的治理结构相关，想必大家都会同意。说到大学的治理结构，我在中山大学任校长时，曾开过一个玩笑，说我对学校的管理是手工作坊式的，属于前近代社会的状态。但随着我国的各项改革事业向深水区迈进，以我感觉，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节点上，因此，我们需要良好的制度设计来缓解转型所带来的种种阵痛，引导社会、经济结构向好的方向发展并在一定的时间内维持稳定的状态。这就是我们目前提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特殊时代背景。
去年，我曾访问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余明华副校长，他专门为我制作了一个PPT，非常详细地介绍了他们学校在大学“决策—执行”层面的人员构成、预算制定的流程、教职工的聘任程序以及科研体系等方面的内容，引起我对了解境外大学运行情况的极大兴趣。当时我就在想，我们在考虑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时，也应该看看境外的大学是怎么做的。因此，自去年一月份至今年三月份，我访问了港澳台地区、新加坡、美国、日本等境外近二十所大学，与这些学校的校长、副校长主要围绕现代大学制度这个话题进行了交流。我的访谈对象大多是华人，原因在于他们比较了解中外大学的情况，容易找到两者的连接点。另外当然也与我的英文水平有关系，因为用英文来讲高等教育的专业术语，我还不够“溜”。我的目的，是要把他们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忠实地记录下来，不是我在写书，而是这些受访者在讲故事，我是一个记录者和整理者。这本访谈录，就是对这些谈话记录的一个整理。在访谈的过程中，不同的受访者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对于大学治理结构的看法。这些观点并无对错可言，理念上的百花齐放、兼容并包，更能促使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大学的问题。下面，我想谈谈个人对于大学治理结构的一些想法，也算是一个探讨。
1调研现代大学制度的两点感受
第一，切实感受到这十几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最好的时期。
在我这两年对国内外几十位大学校长（包括此前已经出版的《大学的声音》和《高职的前程》中的受访者）的访谈过程中，我看到了一个共识，就是当今时代，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是中国高等教育飞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最好的时期。这一共识，在对境外大学的访问中也得到进一步佐证。我与受访者中的很多人都素昧平生，但通过与他们的联系和接触，可以感受到，正是国内高等教育取得的长足进步，才使得他们愿意与我们坐下来交流与探讨。
他们普遍对国内正在进行的教育体制改革持积极评价。对教育部开展的公开选拔直属高校校长的试点工作，美国马里兰大学前校长、美国工程院院长牟德博士评价这是我国高等教育一个非常巨大的进步。台湾中央大学前校长刘全生教授也说，大学的校长对一个学校的影响很大，而使校长得人心的一个办法，就是校长公开遴选产生。香港科技大学前校长朱经武教授认为，这么做，绝对是正确的方向。我还请他们谈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的大学，几乎所有受访的校长都持肯定态度并看好中国大学未来的发展。当然，也有境外大学的校长提醒，他们与国内部分重点大学校长接触时，觉得有些校长对于目前的发展形势有点过于乐观了。朱经武教授告诉我，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虽然在治理国家的政策上有分歧，但是对发展美国的高等教育并使之保持世界领先的理念却是一致的。因此，对于相对年轻的中国高等教育而言，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第二，多样化是现代大学发展的趋势。
美国是公认的高等教育强国，大学多样化是美国大学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趋势。我在访问美国大学的选择上也是多样化的，有公立的赠地大学，有有教会背景的私立学校，有研究型大学，也有文理学院。当然，我不敢说通过对这六所美国大学的访问，就可以了解美国的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刘全生校长告诉我，全美4000多所大学里只有100所左右是真正的研究型大学。尤西纽斯学院黄伊侣校长也对我说，文理学院的优势在于培养学生的领导才能，不仅仅是要获得信息和学习知识这么简单。马萨诸塞州立大学夏宗国副校长直言，中国这些年很注意学习美国经验，但国内访美的高教代表团大多盯着哈佛等个别学校，而对美国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体系注意得不够。我访问过香港城市大学程星协理副校长，他曾在美国几所大学和地方教育系统有管理工作的经历。他告诉我，在如何界定现代大学制度这一点上，不仅国人至今尚无共识，就是在当今世界拥有最多一流大学的美国，也未必有人敢于站出来对现代大学制度进行定义。他认为，美国大学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没有一个共同的、堪称“范本”的制度。美国很多一流大学的制度是完全无法复制的。对此，他套用了一句名言：平庸的大学都是一样的，而优秀的大学则各有各的优秀。作为大学的领导者，要善于挖掘并守护大学的特色。台湾中正大学吴志扬校长说，他们学校地处乡村，与其他设在城市的大学不同，他们独辟蹊径，充分体现台湾的乡土特色，“做唯一，就是做第一”。
在这种多样化的前提下，人的作用应该得到更多的强调。现在国内高校都比较关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众说纷纭。我以为，无论哪种制度，都应该更重视和强调个人的因素，即便在实施董事会或理事会架构的学校中，校董会或理事会主席和校长也需要相互尊重、彼此信任。香港大学前副校长李焯芬院士就提到，学校怎么运作也要看校务委员会主席，如果主席是宏观管理，只是给予一些方向性指引的话，校长就可以放手自己去干，但如果是每天都来管这个账，管那个账的话，校长就会很被动。美国天普大学戴海龙校长在对比几种大学治理结构模式之后，直言他并不知道哪种模式最好，关键还在于人。一年多的访谈下来，我越来越觉得，要办好大学，制度因素与人的因素，同样重要。
对于国内的大学而言，境外优秀的办学经验应该学习、借鉴，但是不能简单地模仿、照搬。现在国内很多大学提出要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我认为，关键在于尊重学校的办学历史，找准定位。强调内涵建设，最后也不应该成为同一个模式，让所有学校在同一个指标体系中竞争。越是强调内涵建设，越要关注学校的个性和特色。我们要坚信：实现大学的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关键是要走自己的道路。
2营造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外部环境
所谓制度，不仅仅是指组织内部的规则和程序，更是实现有效结果的一种权威性手段。作为制度安排的“制度”，指的是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现代大学的很多活动必须依赖于政府，这主要体现在政府对大学的巨额财政投入上。此外，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教育同步发展的一体化的进程之下，一所大学无论如何标榜其作为学术研究“象牙塔”的传统与追求，都无法脱离社会环境而“独善其身”或“自给自足”，大学的发展也就越来越受到外部环境特别是政府活动的影响。在美国大学的董事会成员中，有一定比例是由政府指派的，在朱经武教授看来，大学董事会就是政府、社会与学校的衔接点。因此，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首先要关注的是大学与政府的关系。
由此，我想到国内这几年讨论得比较热闹的一个话题——高校“去行政化”。在访问境外这些校长的时候，我们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我看来，高校“去行政化”的关键有两点：一是大学的举办者如何对待大学。如果政府认为大学是教育机构，就可以没有行政级别；如果政府认为大学是行政部门，那级别就必不可少。因此，这个意义下的“去行政化”，不是大学自己能够改变的。二是与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有关，大学自身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在大学里，行政工作永远都是从属于教学和科研的，行政人员无论什么级别，他工作的宗旨就是服务师生。大学的行政人员，不应该仅仅是行政权力的服从者与执行者，在其行政伦理中，更应该具备的要素，是对学术的敬畏和对知识的敬畏。我曾说过：“教授可以有脾气，但行政人员不能耍性格。”因此，我们强调“教授就是大学”，而没有说“处长就是大学”、“院长就是大学”。陈希同志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时候曾对我说，我对待你就像我在清华当党委书记时对待学校的老院士一样。我很长时间都没有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后来有次聊天，我请他解释一下这句话。他说，他在清华大学做党委书记，处长是下级，教授不是。到教育部当副部长，司长是下级，而大学的校长、书记不是。我认为这很好地概括了“去行政化”的内外两个关键点。
因此，谈到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首先应该表达的是对于理顺大学与政府关系的期待，我认为，这个期待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管理要尊重差异性。
我认为，尊重大学的历史，营造大学的特色，一个很重要的外部条件就是，教育主管部门对大学不要有太多规定，不要号召所有大学都来做同一件事，要让大学自己去发展。牟德博士提到，美国高等教育管理的思维模式是“不加控制，自由发展”。我也曾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对大学要多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少一些指令性的文件。例如，在处理设有医科的大学与附属医院的关系时，是由大学直接管理附属医院还是成立医学部进行管理这类具体问题上，就完全没有必要做统一规定，而是应该由各个学校根据自身的历史和传统去解决。台湾大学校长李嗣涔教授就认为，台大医院在台湾是很好的医院，为了更好地管理大学附属医院，台大在制度上规定，台大医院的院长必须由大学校长直接聘任，这是从傅斯年当校长时就立下的规矩，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同时，我也看到境外其他设有医科的大学，如马里兰大学是通过医学系统的董事会，而天普大学则通过健康保健系统来管理附属医院，这都很适合各自学校的发展。
第二，重新审视建设大学章程的深远意义。
大学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必然是按照某些契约建立起来的。契约在大学这个组织的语境下体现的是举办者和办学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公立大学而言，就表现为政府与大学的关系，而大学章程作为契约文本，是包含外部制度安排和内部治理结构的重要载体，大学章程的建设在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和运行过程中有着核心地位。
在与境外的大学校长交流时，我们也专题讨论了有关大学章程的制定及其作用的问题。他们普遍认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要从制定大学章程入手。大学章程就如同大学的“宪法”。李嗣涔校长说台大的章程就是他们的“大学法”，一直放在他的抽屉里，随时要查看的。日本早稻田大学桥本周司常务副校长把他们的章程称之为“学则”，学校不管干什么事情，都有一套规矩，特别强调按规矩办事。
我国在《高等教育法》中明确规定，大学要有章程。但是由于举办者的责任意识不明、办学者的权利诉求不清等种种因素，大学章程的建设在我国高校一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变，大学也在从单一的整合外部资源转向打造办学特色、提高办学质量，要从自身出发，找准办学定位，探索出适合本校发展的治理结构。这就需要从理顺政府与大学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和大学内部的组织和治理结构，将大学章程的建设作为推动内涵式发展的切入点。为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明确提出，要加强章程建设。2011年底，教育部发布了《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由此，全国高校正式全面启动了章程建设。
图为第一批高等学校章程核准书
目前，对于大学章程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有很多。在不断交流的过程中，我也形成了关于建设大学章程的一些看法：
1.就建设大学章程的意义而言，首先体现了契约精神，即法制与民主，也就是依法治校和大学自治。
“法治”对应“人治”，在大学管理中，我们既要重视人的因素，也要将人置于制度的框架下，约束办学者的行为，特别是制约校长的权力。法治优于人治的地方在于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治的随意性。大学管理既是接力跑也是马拉松，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办学理念和政策，但是大学的办学方向是一以贯之的。强调依法（章程）治校，就是充分尊重历史，将一些在办学过程中积淀下来的优良传统和大学文化固定下来，使之成为不因个别人的因素能够轻易变动的制度和传统。
“自治”对应“他治”，减少大学在办学过程中的外部行政干预，回归教育家办学，保障学术自由，让大学能够从自身定位出发，而不是被外部的行政命令牵着鼻子走，真正实现一校一政（章程），形成办学特色。教育主管部门对于大学的管理也不再是一刀切，而是充分尊重每所学校的差异性，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
2.就大学章程的内容来看，我以为，一部完善的大学章程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大学与外部的关系，二是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
在大学与外部的关系方面，对于公立大学来说，政府是大学的举办者。从法理上说，政府的授权是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来源。对于大学而言，关键是知道有哪些办学自主权以及哪些权力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让渡和授权。关于办学自主权，《高等教育法》中明确规定的有七条，但随着大学规模的扩大和职能的扩展，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已远远不止这些。目前的问题是，一方面，政府对于大学到底该有哪些办学自主权还没有明确说法；另一方面，大学自身没有弄明白需要哪些办学自主权以及这些办学自主权应该如何行使。例如，关于专业设置权，从操作角度看大学如何依法自主设置专业，既可以理解为根据国家确定的专业名录，大学自行设置名录上的专业；也可以理解为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大学完全地自主设置任何名称的专业。两种做法，各有利弊。行使办学自主权的形式可以有多种，但是对于大学而言，哪一种形式更适合本校的实际，需要想清楚。随着国务院行政审批事项的逐步下放和取消，事权决策层次的下移已经成为中国政府行政管理模式的一个重要趋势。就大学章程的建设试点情况来看，也已有部分省份在放权给大学这方面迈出了较大的步伐。因此，政府和大学都要尽早启动对于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梳理工作，将大学章程建设与扩大和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结合起来。
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方面，重点是落实民主监督，关键在于规则和程序的设计上。例如，学术委员会成员的产生规则就应该有详细的说明，否则都由校长指定，就有可能与学术自由、教授治学的初衷相违背。因此，章程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应该对像学术委员会这样的校内机构成员的产生，校长、院长的遴选与任免程序，校长办公会的议事规则等等，进行精心设计和表述。这也是我为什么特别关注境外大学在这方面的做法，并请受访者详细介绍的原因。
此外，大学章程里还应体现大学与教师的关系。由此，我想到前不久参与教育部人事司关于高校教师退出机制课题的研究。教师的退出机制可以说是世界难题，大家都在探索解决之道，但是最重要的一条路就是依法办事。这一点我们能否在大学章程里得到体现，并照此执行？
3.应该把大学章程的建设看作是一个过程。
我们讲“建设”大学章程而不是“编制”大学章程，是因为大学章程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大学章程形成的过程中，需要广泛吸纳校内师生员工，尤其是教师和学生的意见，还要有大学办学的相关各方面共同参与章程建设。建设大学章程的过程，是明确办学理念、办学定位、办学特色的过程，也是凝聚共识的过程，而不仅仅是最后形成一个文本这么简单的事情。因此，我们应该将建设大学章程这件事考虑得更加周全，对其复杂性和艰巨性估计得更加充分，谋定而后动，不急于求成。
关于建设大学章程的途径，从法理上来说，制定组织章程的是其投资者、发起人或举办者，对公立大学而言就是政府。也就是说，大学章程一定要能够体现举办者的布局和意愿，而大学在确定的框架下行使办学自主权。如果不能体现举办者的意愿，无法界定大学与政府的边界，大学章程的作用就无法充分体现出来。
虽然最理想的状态是由政府统一组织、逐一制定，但是由于每所大学的办学基础不同、发展阶段不一，面对全国这么多公立大学，让政府逐一去制定，似乎是不现实的；同时，由于大学最清楚自身的发展目标和办学定位，最清楚自己的历史和特色，也最清楚到底需要哪些办学自主权。因此，更加切实可行的办法是由每所大学自行制定、政府核准。
这个过程就是契约的一方向另一方发出与对方订立合同的希望，法律术语叫“要约”。接下来，政府对其章程进行核准，这就属于“承诺”。从法律上来讲，这个“承诺”必须是在有效时间内作出。而大学章程一旦通过了政府的核准程序，就不仅对大学的办学行为有约束力，同时也是处理政府与大学关系的重要依据。
在实际操作中，大学的办学自主权涉及很多方面，例如，大学领导的任免在组织部门，而很多地方高校的进人权还在地方人事部门，那么核准章程的肯定不能只是教育主管部门一家，而是需要组建多部门参与的核准委员会，共同认证、批准大学章程。
赵伟校长告诉我，澳门大学的章程有四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由澳门立法会通过，第二部分由行政长官通过，第三部分由校董会通过，第四部分由学校行政会议通过。这样既体现了举办者的意愿，又让校长有发挥的余地。
为了保证章程的权威性，一旦章程被批准，如果要修改章程的内容，我认为应该还是由同样的政府部门再次认证、批准。例如，香港科技大学拟新设常务副校长的职位，因为章程中原来只有设副校长的条款，没有提到常务副校长一职，因此，设常务副校长职位就需要经过香港立法会通过，因为香港科技大学的章程是立法会通过的。
4.大学章程制定后，要加强对大学办学行为的监督和评估。
一方面，一旦大学章程被政府核准，就要强调对章程权威性的尊重，不要轻易变更章程，并在大学的日常运作中严格按章办事。如果确实需要对章程进行修改，必须再次经过政府的核准方能实施。
另一方面，在落实大学的办学自主权以后，还需要加强审核评估。我了解到，在这方面，境外有着不同的制度设计。例如，新加坡的大学在自主化以后，教育部跟大学要签两个合同，一个是政策层面的合同，另一个是绩效合同，由政府来规定大学活动的范围。又如，据香港浸会大学陈新滋校长介绍，香港政府通过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这个第三方专家机构对大学进行评估，来决定每个大学下一年度的财政拨款。而专家来校评估，不是考察量化的指标，给学校打分，而是作出一些定性的描述。
因此，对大学的评估是一个相对概念，既不是用同样一套指标体系去评价大学，也不是用定量的方式去考核大学，而是在大学章程的框架下，看大学是否遵循自己的办学定位，是否实现了办学目标。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说你要做的，证明你做的就是你说的”。
3完善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
既然是讨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我此次的整个访问更多关注的自然是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
第一，完善校院两级管理。
1.国内大学对如何完善校院两级管理的关注还不够。朱经武校长直言，美国以外的很多地方和美国的大学合作，其实只想要它的名字，实质性的东西并没有进来。以我自己的感受，与国外大学合作，如果只有校长去签协议，很多事情就只有协议没有下文。如果是学院之间有合作，校长签不签字都没有问题。如果没有学院的积极参与，教授的积极参与，协议就是一纸空文。这就是校院两级管理在国际合作方面的例子。
2.差异化管理是大学内部管理的精髓所在。在访谈的过程中，有不少受访者谈到对文科的看法。普遍认为，不同的学科不能用同一个指标去衡量，不能用理工改变社会的方式来衡量文科。正如台湾政治大学吴思华校长所说，社会科学应该更强调社会影响力。因此，尊重各个学科之间的差异是大学内部管理的题中之义。
要尊重文理医工等学科之间的差异，进而尊重学院的声音，就应该把管理的重心放在学院。李嗣涔校长提到，台湾曾经尝试对大学实行零基预算，但最终没有实施。他认为，零基预算只能用在具体的研究项目上，而一个正式的机构是不可能零基的，一定会增加一点或减少一点。我在整个调研过程中也注意到，有的高校希望通过某一个公式给各个学院分配经费、研究生招生指标、学院用房等等，这与零基预算的思路是类似的，但事实上，任何公式都无法反映学科间的差异。杨弘敦校长介绍，台湾高雄中山大学在新聘教师时，只要求不低于该学院的平均水平。但聘请什么人，由学院自己决定。这关注的，就是学科间的差异性。
3.校院两级管理的关键在于放权。从我国的现状来看，一方面，大学的领导强调要办学自主权；另一方面，内部管理多数又采取集权的方式。强调校院两级管理，就要求大学将权力与相应的责任下移。在总结不同国家大学治理结构方面的差异时，程星协理副校长说，在学院的层面上，亚洲大学的院长普遍不太关心募捐，而美国的情况则相反，因为美国大学院长的权力，与他手中能掌握多少钱是联系在一起的。吴思华校长有过担任商学院院长的经历，他认为，院长手上如果没有资源，就不可能去做事，如果院长不积极，学校也不可能积极。戴海龙校长也说，任何职位，你要让它起作用，就要给足够的授权，系主任能发挥作用，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能决定教授加薪多少，有这个权力，才有影响力。也就是说，只有放权给学院，院长们才会真正有积极性去为学校争取资源。
第二，在现代大学制度中，应该明确校长岗位的定位。
美国北卡州立大学李百炼副校长说：“与当教授相比，做校领导的影响更大，可以改变一所大学学生的整体水平，甚至影响当地经济发展。”他还打了一个比方：一位教授发表一篇好的文章，就算影响因子是5，只是5个人引用；即使是上课教学生，也只是影响一个班级。但是作为大学的管理人员，任何一项决策，影响面就会大得多。又如，牟德博士在回顾自己的治校经历时，认为校长的使命是使大学里的每一个人都得到提升。这里讲的，是校长这一特殊职位的重要性。同时，牟德博士也提到校长又是最不重要的。他认为，如果大家什么都听校长的，按照校长的指示工作，这是在帮校长办事，而不是自己办好一件事。他所知道的每一所大学，如果是因校长而闻名的话，这一定不是好的学校。校长是一个领导者，但大学真正的价值在于大学里的每一个人。
我与牟德博士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校长并不因为岗位本身而重要，关键是他在这个岗位上能够做成一些事。刘全生教授提到了孙中山先生的名言 “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他还以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的故事作为佐证。杰斐逊是与华盛顿、林肯齐名的美国三大伟人之一，在他的墓志铭上刻着三句话，表明他自己认为一生所做的最有价值的三件事情，“弗吉尼亚大学之父以及《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美国独立宣言》作者托马斯•杰斐逊长眠于此”。中山先生那句话，可谓中山大学的第二校训，我的理解是，这句话的关键在于立志，是要看立的是“做大事”的志向，还是“做大官”的志向。杰斐逊认为，重要的不是当了总统，而是做了三件事。此外，校长能做成事也不是靠岗位带来权威，而是需要与校内师生员工以及政府、社会人士的沟通。日本京都大学松本紘校长就认为，校长的权限是看他“下巴有多大力量”，也就是看他的沟通能力。
我一直认为，校长的岗位职责就是大学管理。作为校长，必须全职投入这份工作，但是也没有必要去宣布放弃科研或指导研究生。戴海龙校长认为，虽然美国对大学校长没有科研的要求，但是他依然坚持做科研。因为校长只有坚持做科研，才能保持和理解教授的立场；所制定的政策，只有自己先接受了，才容易被其他教授接受。他告诉我，美国大学分设了校长（President）和教务长（Provost）两个岗位，而中国大学的校长则兼有美国大学校长和教务长两个身份。就他了解的情况来看，美国很多大学的校长，特别是教务长，在做管理工作的同时，没有放弃自己的学术研究，而且这种现象越在好的大学就越明显。朱经武教授在香港科技大学任职期间，一直没有放弃自己在美国休斯顿大学超导中心的学术研究，他还建议到另一学校任校长的教授，把研究留在原学校。我想，做任何工作，都没有必要放弃自己的兴趣爱好，如果把学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就更不应该因为工作的变动而彻底放弃。
此外，校长角色的重要性还在于，校长是大学文化的塑造者。正如刘全生教授所说，校长是一所学校文化的象征，这种作用是学校的副校长、教授和职员无法替代的。虽然傅斯年担任台湾大学校长的时间不长，但是李嗣涔教授告诉我，台大自由之风气自他而起，影响至今。校园里的傅钟、傅碑也已成为影响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精神图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学校长的治校理念和风格是大学有多样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大学校长影响着大学的特色；另一方面，大学也在“选择”符合大学传统的校长。
在讨论境外大学校长遴选这个问题时，很多受访者提到，他们学校的校长候选人必须在校内就治校理念作公开演讲。例如，日本早稻田大学曾经制定了一个中长期规划。在问及如何确保这个规划可延续性时，桥本周司常务副校长介绍，在换届时，校长候选人要在全校师生员工面前表态是支持还是需要对规划进行修改。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仅仅让全校师生员工来选择符合这所大学传统的校长，而且，新的校长被选上来后，即使需要进行改革，也会有比较好的民意基础。
4更重要的是坐言起行
日本立命馆大学长田丰臣理事长介绍，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一定比例时，社会上就会出现某种对社会以及大学不满的情绪。其实这是人们在精英教育过渡到大众教育这一历史时期产生的期望和现实之间的落差，由此心生不满，一旦过了这个时期，人们对大学的抱怨肯定还会有，但会变得不那么尖锐。我想，这个解释可能有普遍意义，我们国家目前大概也处在这样一个阶段。对于大学领导者和管理者，在这样的历史时期，第一要有信念，要坚信这十几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第二，做比说更重要。
做，就是用好现有的权力。在与李百炼副校长交谈的时候，他每讲完一件事，都会问我：这不是教育部禁止的吧？教育部没有说不准这么做吧？这是校长可以做的吧？他告诉我，他们学校的做法是为学生提供进行合作研讨的空间，我到美国几所大学的图书馆去参观，确实看到这样的现象。相比之下，我们经常讲要培养学生团队合作的精神，但我们在图书馆对学生的要求却是保持安静。又如，一般认为教学改革是分管副校长的事情，课程改革更是微观层面的事情。但是美国圣托马斯大学陈思齐校长就以课程建设为切入点，实现了学校整体水平的提升。这些都是大学校长职权范围内可以做的事情、可以探索解决的问题，管理大学要从做好这类事情开始。
2010年底，我在卸任中山大学校长职务时曾说，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需要更多的实干家。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与其抱怨，不如实干。我也常说，“成功者想办法，失败者找理由”。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相信办法总是比困难多；一个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总是在为失败找出辩解的理由。在大学里，不论是校长、行政管理干部还是教授，都有很多事情做不成，但是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成。关键是不要让困难影响做事的心情。如果心里想着不如意，就会永远不如意；反之，如果一直在想“我能做成一些什么”，那前途就是光明的。这是一种人生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