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山大学校长   黄达人

1走访体会深

去年12月，我卸任中大校长，想了一件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事情做，就是去走访中国的大学校长（书记）。到目前为止，我与24位国内著名大学在任或卸任的校长（书记）进行了深入交流，每次谈话都超过2个小时。

经过近半年的访谈，感触很深。当今时代，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是中国高等教育飞速发展的时期，我们正经历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国农大瞿振元书记有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以前我们与国外大学交流，是做学生，现在更多是做同学”。今天中国的一批大学，已经具有和国外高水平大学平等对话的实力。在交流的过程中，我深感我们不少大学校长、书记有思想、有理念、不抱怨、能做事，而且还能做成事，即使面对困难，他们也没有推卸，而是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把大学的发展与国家重大需求结合起来，他们的性格影响了大学的性格，他们的精神状态影响着师生员工们的士气。因此，我觉得，在高等教育领域，我们大可不必“言必称希腊”，当今中国并不缺乏教育家，他们为大学的发展付出了巨大心力，为中国高等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正从事着伟大的事业，他们代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主流，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有着深刻的认识。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点体会。

第一点体会是，中国的大学更像是一座百花园，而不是整齐划一的花圃。现在，社会上有各种大学排行榜，对于任何一种排行榜，人们都会有质疑，我认为，这种质疑是正常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对一所大学的评价不可能有唯一的标准，而且也不应该用同一个标准去衡量和要求。在这次访谈的过程，我看到了各个大学的共同点，更看到了各个大学不同的办学理念和举措。这让我想起了我校李延保老书记的一句名言，“大的方向确定以后，任何办法都只不过是一种选择而已”，一定还有别的方法是可行的。总之，如何治校，的确是有多种办法、多个思路的。在我与大学校长、书记们的访谈中，我感到其实每个学校，各自都有内涵不同、与本校传统更加贴切的理念表达。例如，人大纪宝成校长提出“人民、人本、人文，大师、大楼、大气，真情、真想、真干”的十八字方针和“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人大核心精神。王树国校长集思广益而确立的“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校训并在此基础上诠释了哈工大精神。他们也努力把这些理念内化为全校师生们的共同信念。这是令人欣慰的。

第二点体会，是看到了一些共识，要之有三。

第一个共识是，大学要将学校的发展和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结合起来。从北航、中南大学、哈工大、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华中科大等这些工科背景的大学，到北大、武大、兰州大学等这些综合性大学，都将解决国家战略需求、完成国家重大专项作为本校发展的一个着力点。这一点，已经成为这一批中国大学的共识。北航前校长李未院士提出要“通过完成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来走向高水平大学”。中南大学前校长黄伯云院士把满足国家重大需求作为学校的责任和任务。他认为，作为一所大学，首先要满足国家的需求，解决国家的重大问题。哈工大王树国校长明确提出“两个面向”，即既要面向国际科学前沿，又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即使是校办企业也要用“两个面向”的标准重新审视。瞿振元书记提出，中国农大不作“农技推广总站”、要成为中国农业科学技术的源头活水。马德秀书记提出要通过强化产学研结合促进一流大学建设。上海交大现在成立的产研院，一方面是把一部分未来能做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的团队凝聚在一起，另一方面就是要把技术转移这条路走到底，但这条路不是学校自己办公司，而是通过承担国家若干项重大任务。为此，她作了很多学科方面的布局。她曾对我说，她是从国家发改委过来的，哪里懂什么教育。我说，她这样把学校的发展和国家重大需求结合在一起，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此外，华中科大李培根校长提出“应用领先”的发展方略，结合国家重大需求，通过国家实验室和大科学装置的建设，推动学校理工科的发展。作为综合性大学的北大、武大和兰州大学，也都提出大学必须去围绕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承担国家任务。周其凤校长认为，北大的传统是自由探索有余，满足国家需求不足。在国家经济、科技、社会快速发展的阶段，很多重大的、迫切的问题有待处理。所以，在独立思考、独立钻研的同时，北大鼓励甚至是组织力量来解决国家的一些重大需求。武大李晓红校长提出，国家有需求，大学就该有行动。兰州大学前校长李发伸院士提出“建一流大学，作西部文章”，结合国家需求，把西部的科研劣势变成科研优势。

第二个共识是，更加强调对学生感情的投入和对教学质量的关注。例如，李未校长提出，最重要的是尊重学生的选择。他让学生自由选专业。我认为，能够说出这种话的校长是了不起的。北师大钟秉林校长也提出，要尊重学生的选择权，重视他们个性和特长的发挥，对他们进行多样化和个性化培养。南开大学龚克校长认为，大学校长要直接抓学生的工作，这不是某个副书记分工的事，校长和书记都要直接关心学生。郑南宁校长说，亲自管学生。他在西交大大力推广书院制，对学生的情感溢于言表。我原以为，坚持给学生授予学位是善待学生的体现，但和他相比，我还做得还不够。川大谢和平校长提出，要关心每一位同学，还总结了一句话：我们的学生，将来“成绩好的是院士、成绩一般的是同事、成绩差的是董事”，这虽是句玩笑，但看得出对全部学生的重视。侯建国校长说，科大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关心学生、关心教学。学校要建学生宿舍，动员拆迁，校内都能理解支持；而要建专家公寓，已经准备了几年，现在还没法动工。厦大朱崇实校长通过“校长有约”的形式与学生交流，以早餐会的形式开始，往往过了午饭时间才结束。华中科大李培根校长认为，与学生对话，不仅是关心学生，也是对学生人格的培养，要让学生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激发他们的质疑精神，所以，关心学生更深层的意思是重视教学和人才培养。在访谈过程中，我也深刻感受到了书记、校长们对本科教学工作的重视。复旦大学前党委书记秦绍德同志认为，因为衡量一个大学的主要标准不是它短期内的科研成绩，主要是看它是不是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推动社会前进的人才。武大前校长顾海良同志提出要重视本科教学，把武汉大学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和成效落实和体现在大学生的身上，并使之成为武大建设一流大学的起点。

第三个共识是，对中国一流大学建设有深刻而独到的认识。例如，浙大前校长潘云鹤院士提到，当时“在浙大，有一个坚定不移的思想，而且是充满信心的，就是办世界一流大学”。他说“这是激励他们当校长的主要动力。如果不办世界一流大学，这个浙大校长就没当好”。浙大杨卫校长认为，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里，大致有三个互相递进的前进方向或者目标，以总量起步，以内涵攻坚，以声誉立校。南大洪银兴书记是一位经济学家，他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认为大学发展与国家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美国之所以有那么多世界一流大学，与美国是世界经济强国有着必然的联系。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时，肯定会有一大批大学成为世界一流。清华老校长王大中院士认为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化的一个概念，但同时需要一个参照系，当时清华大学就选了AAU（美国研究型大学联盟），成员里既有顶尖大学，但是也有后起之秀，像加州的那些学校整个建校历史都不足50年，可以增强信心说明我们也能够跨越发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2广播大学的声音

实际上，对于高等教育，人人心中有一杆秤。目前，社会上关于高等教育的声音很多，但是恰恰很难听到办学者自己的声音。前不久，我到东北做关于高等职业教育的调研，聊起二人转，当地人问与我同行的人能看懂多少。答曰，看懂70%。结果，当地人说，其实看不懂的30％才是二人转的精华。这对我颇有启发，我觉得中国一批好的大学校长（书记）说的话、做的事应该让大家知道，我们不能总是凭着道听途说来了解中国的大学，我们应该看看，现在正在操作大学的这些人，他们是怎么做的，怎么想的，所以我愿意做这个事情，让大家听一听大学的声音。不久前，我到北京专程拜会陈至立同志，和她谈及我近期的工作和这些想法，请她为这本书作序。至立同志欣然应允，和我聊了很久。她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她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找一个教育部长相对容易，但要找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很难，而值得高兴的是，当代的中国有着一批非常优秀的大学书记、校长。本书一共收录了对23位大学校长（书记）的访谈录。清华大学前党委书记陈希同志，因为换了工作，自认为站在教育圈外再讲教育不是太合适，按照他的意愿并没有将他的访谈全文收录书中。这是非常遗憾的。但是陈希同志的一些观点，经过他的认可，我在某些场合引用过。例如，通过对美国、欧洲、日本三种大学模式的分析，他认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没有固定的模式，中国建设一流大学要走自己的道路。又如，他讲如何对待学校老院士，提到“在清华的时候，处长是下级，教授不是。到教育部以后，司长是下级，校长、书记不是”。这些话，都令我受益匪浅。

还有一个遗憾，就是还有更多做得很好的校长、书记来不及访谈。一个原因是，目前书稿已近四十万字，篇幅所限，已不能再容纳更多的访谈。更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我的想法有了变化，明年是我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最后一年，我想抓紧时间反映一下我校高职教育发展的问题。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高职院要起一个特殊的作用，它跟普通大学起的作用不一样，它要直接为产业转型升级服务的。此外，高职中有很大比例的学生来自贫困家庭，高职教育已经成为一项民生工程。因此，我想尽我的力量帮助高职呼吁一下。所以，从今年八月份开始，我便开始了对国内高职院校的访问，目前已对近二十位高职院校的院长作了访谈。因此，对“985”高校校长（书记）的访问暂时也只能止于这本书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本书实际上是一个访谈录，因此关于署名后是否用“著”字，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也颇费周章。这本书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我的作用只是把他们的思想串在一起。最后，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建议，用“等著”的字样，同时希望我也可以把自己办学心得梳理一下。

3“做校长就是做人”

最近回杭州去探访一些老朋友，在一次聊天中，我谈到做校长时的一些得失，那位朋友脱口而出，说：“做校长就是做人”。我深以为然，而且越回味越觉得有道理。我体会，“做校长就是做人”是与校长的角色和责任联系在一起的，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如何做人。所以，如果要梳理我的办学心得，我想，从“做人”这个方面最终可以归纳下面四个方面。

一、做校长要有理念。

大学的事业千秋万代，大学的发展必须要立足长远、要面向未来，就应该有自己的核心理念。在这次访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大家不约而同地强调精神方面的因素——大学的理念很重要。很多校长将“在校内形成被大家所接受的理念”作为自己影响这个学校的最重要的工作。我一直在反思一个问题，我们长期以来都在讲要按照教育规律办学，但究竟什么是教育规律？我想，在大学里形成一个符合本校发展的办学理念、并营造一个有助于其实现的工作氛围，是否也应该是高等教育的一个规律？我以为这起码是大学里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也曾经有人问我，在中大的12年，最值得说的是什么事，我想，如果一定要说，就是我与我的同事们一起，提出了“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教授就是大学”和“善待学生”这三个核心理念。首先要声明的是，这三个理念首创都不在我。我曾在离任致辞的最后部分提到这了这三个理念，而继任的许宁生校长在他就职演说的第一段中就讲到这三个理念，表示要继承和发展这三个理念。或许这也说明了这三个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中大人的共识。

办大学就是办环境，这是很多大学校长的共识。同样地，如果要总结我在中大这十二年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和同事们一道，致力于在校内营造了一种宽松和谐的良好氛围。一个具体的体现就是，十多年来我们从未给学院下过具体的指标。记得在“985工程”二期验收总结会上，当时的副部长陈希同志大篇幅地谈到要重视ESI 评价指标。回来以后一统计，中大在ESI所列的22个大学科中已经有好几个进入了世界前1%，而且论文篇均引用和论文被引用总数也有很好的表现。我们并没有刻意去追求什么指标，但实际上，中大在指标上的表现也不错，所以我说，这让我有种“蓦然回首”的感觉。

其次还有理念决定政策。

总之，大学的理念一旦被大家接受，就会成为人们自觉行动的准则。作为校长，不一定也不可能熟悉每一个领域，但如果大学的理念深入人心，那么当面对具体问题时，执行者们就会以这些理念为指引，想出更好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如果老师们都以学术为业、以善待学生为原则，那么大学的教学与科研一定会有所成就；如果我们的行政部门都认同“教授就是大学”、“善待学生”，那么他们当然会为老师和同学做好服务，从而形成一个良好的行政文化。

二、做校长要坦荡。

坦荡的一个前提必须是心地正直，廉洁奉公。我从来不认为大学校长应该成为公众人物，但实际上，这个位置往往容易成为媒体和舆论关注的焦点，校长的言行往往容易被不熟悉高等教育领域的人们误解，如果存在道德上的瑕疵，那就更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因此，对个人而言，必须严格自律，不给别人揣度的空间。

坦荡的另一个前提是要心胸开阔。一个和谐的整体正是由每一个“互为外部环境”的个体共同营造的。大家应该抱着一种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的心态，去发现别人的优点、弥合彼此的分歧、宽容对方的过失、理解和尊重人性的弱点。因此，在我们工作、相处的过程中应该学会首先看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我也经常提倡，对人要“当面批评，背后表扬”。这样，彼此之间的沟通才能融洽，大家的心情才会愉悦。

首先，在学校领导班子内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之间的相互尊重是彼此信任、彼此支持的前提，而学校领导班子的和谐与团结可以影响整个大学的发展。我个人非常幸运，遇到两位党委书记都是好人，合作得也非常融洽。我与李延保书记合作7年，可以说是相互欣赏，彼此默契。与李书记谈话，我们聊了三个多小时，从1998年，我们两人一起来到中大工作，他开始在极为复杂的环境中处理住房问题，一做就是5年。他又亲自抓教学工作。2000年，珠海校区建设，李书记尤其注重校区的文化建设，注重文化传承，提出在珠海办“原汁原味”的中山大学，每个假日他都是在珠海和学生一起度过的。2001年原中山大学和原中山医科大学两校合并，我们坚持实质合并，他对人客气、对事尊重。他当时对校党委工作提出了十二字方针：“不抢事，不推事，做实事，抓大事”。所以这些，都是我深为感佩的。我与郑德涛书记共事5年，也可谓合作无间，彼此信任，互相尊重，他对行政工作是非常支持的。我们的办公室在楼上楼下，我有事情，抬腿就上去找他，他有事拔腿就下来找我，有时一天要在一起讨论不止一次。我以为，这是一个好的工作习惯，就是两个一把手面对面沟通，不通过副校长、副书记和其他同事给对方带话。我们决定或否定一件重要的事情，都第一时间与对方通气，相互理解、互相支持。这样一来，也就不会因为两个一把手意见不一致，而让下面的同事为难。

其次，对于周围的同事和朋友而言，我一直认为，大家虽然阅历有异，但智商都差不多，特别是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总是会更加熟悉情况，对政策把握得也相对到位，在具体的专业问题的处理上，只要没有违反原则，我总是会信任他们，并且尊重分管校领导以及职能部门的意见。也就是说，千万不要认为上级一定比下属聪明。其实，很多工作的处理，方式并不是唯一的，我前面提到李延保书记的那句话，“大的方向确定以后，任何方法都只不过是一种选择”，任何一种选择都必定其道理。我相信并牢记这句名言。我觉得，作为校长治校，关键是要找到合适的人去做合适的事。

上面，我提到“教授就是大学”的理念，在大学里，首先要尊重教授。我曾经对学校的行政人员说，教授可以有脾气，但行政人员不能有“脾气”，耍态度，太有个性的行政人员是不合格的。特别是自己不熟悉的学科的教授，尤其要尊重。我是理科出身，1998年离开浙大，当时浙大还是理工科大学，1999年刚到中大做校长的时候，上任之初，我就给自己提了个要求，要争取做文科学者的朋友，后来，随着对文科理解的加深，我发现，要做好文科学者的朋友，可能首先要做好文科学者的学生。依我的理解，这就是尊重。

再次，说到尊重，我们不仅要尊重同事，更要尊重历史，这在某种程度上继承历史。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是说要想征服一个国家和民族，最有效的途径是消解其历史，使其失去记忆。最近，中组部与我谈话，问及我和李延保书记刚到中大时是如何立足的。我说，要在中大立足，首先就是要了解并尊重中大的历史。到目前为止，在中大里，我还找不出一个比李书记对中大以及中山医历史更熟悉、更能如数家珍的人来。尊重历史，就是尊重这个大学的文化，就是尊重现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融入中山大学这个学术共同体之中。我也一直强调，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现在的工作成绩都是在前人留下的基础上取得的，今天获得的一个重要奖项，也许是十年前工作的积累，而绝不会是最近出台的某项政策的结果，我们不能贪天之功为己有。同时，我们更要继承好大学的优良传统，而不是要急于去改变什么。1993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王大中院士提出了“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总体办学模式和思路，以及“高素质、高层次、多样化、创新型”的人才培养定位。近二十年来，清华坚持了这个理念，并不断发展。在今年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上，胡锦涛总书记还提到了清华大学这个办学思路和人才培养定位。我认为，这不仅仅说明了王大中校长这任领导的远见卓识，更反映了清华历任领导对历史的肯定和尊重。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对于奉调至新的学校任职的领导尤为重要，我特别佩服龚克校长，到天津大学，他对天津大学校史如数家珍。到了南开大学后，参加清华校庆，有记者问他作为清华校友，如何将清华精神在南开发扬，他对记者说，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历史和精神，他所要做的，就是了解、发掘南开精神，并将南开精神发扬光大。

总之，以坦荡的心态和方式与人沟通，并把“尊重他人、尊重历史、相互欣赏”的理念推广到整个学校，使之成为大学共有的品质，这对维系和谐的校园氛围一定会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三、做校长要用心。

做校和要用心，最重要是要有公心。我以为，只有有公心才能谋大事、谋成事。其实，大学里能不能形成好的学术氛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我们行政文化的氛围，因为行政人员掌握着资源分配的权力，比如经费、房子等。学校的资源到底是为什么人服务的，这直接决定你的行政文化是什么。在这个方面，公心非常重要。我在任时与学校分管财务的副校长约定，绝对不在资源使用上向自己的学科专业倾斜，在“985”、“211”这些大项目中，我们从没有为自己以及自己所在的团队投过一分钱，正因如此，我们说话才会有公信力。

“用心”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要善于思考。我说过一句话，叫做“成功者想办法，失败者找理由”。在工作中，我们总是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要记住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用心思考，总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四、做校长要能担当。

首先是在校内。担当的前提是要对学校的总体情况有基本的把握。例如，作为校长，对教授的情况特别是著名教授的情况必须要充分了解。在任校长期间，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如果有人约见，只要是中大的教职工，无论他是教授还是普通职员，校长办公室都必须尽量安排，这一点，可以说十二年来我基本做到了。我以为，教职工求见校长，一定是有他们的诉求的，我并不能保证在谈过之后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我只是觉得，作为校长，我有责任、也有义务给各位同事一个陈述的机会，提供一个沟通甚至是发泄的渠道，因为一些心理包袱是可以通过交流和疏导得到化解的。事实上，许多来与我谈话的教职工事后都会跟我说，其实他们只是想跟我说一说他们的想法，说过了，也就可以了，他们会理解学校的决定，结果并不重要。我觉得这是作为校长必须要担当的事情，这也是一所学校人心是否可以齐，可以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其次，校长也有责任和义务，为学校顶住内部和外部的压力，去坚持为学校长远发展有利的事情。

我们常说的大学的自主性，其本质的含义不仅仅在于它可以做什么事情，更重要的是在于它有能力拒绝某些事情。一个有责任感的大学必须有自己的原则，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北师大钟秉林校长就感慨，有所为容易，有所不为难。因此，大学要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要有一种不随波逐流的品格、信心和勇气，即使面临压力，也必须敢于坚持自己。我觉得，这也是作为大学校长敢于担当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

3记录为后人

以上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我对做好一个大学校长的看法，对于我这个并不从事理论研究的人来说，是一个取巧的办法，因为我没有构建理论体系的水平。记得在一次学校二级党委书记会议上，会议要求我谈谈对如何做好一个党委书记的看法，我没从事过党务工作，心里没底，但我知道，教授们、院长们眼中的好书记是什么样的，而且，自己也算是个有心人，留心、记录了他们的评价，所以在会上，我只是将教授、院长们的对书记们评价一一转述，其实也是表扬和鼓励，这种举例说明的方式，居然也很让在场的书记们颇为振奋。当时郑德涛书记还把我的方式上升到了理论高度，称之为案例分析。所以我想，上面所提及的我十二年来做校长的一些体会，也不过是一些案例而已。

与本书中二十余位大学校长、书记相较，我的想法与他们大抵各有千秋。但有一点我想一定是共通的，就是我们应该都是用心的校长（书记），而对各自的大学，我们都是尽心尽力的，至于最终的效果如何，则绝非我们可以自我评价的。对目前中国的大学的评价，大概还要在数十年之后，历史会最终作出它的评价。

因此，这本书，或者可以作为二十一世纪前十年中国大学状态的史料留存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中。如果这个历史可以近乎“信史”，则我幸甚。同时我也相信，本书中二十余位被访谈的校长、书记们也会感到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