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立足“十五五”规划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与建设教育强国战略部署，选取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四个代表性发达国家为典型案例，提炼出研究驱动型、创业驱动型、产学协同型和区域综合服务型四类高等教育集群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模式。上述实践模式形成了以精准适配的人才培养体系筑牢制度基石、以深度的产学研协同合作强化核心支撑、以多元社会服务职能稳固发展保障、以完善的治理体系与协调机制夯实关键因素等经验，同时产生人才流动失衡等潜在风险。基于此，我国需明确高等教育集群功能定位，构建差异化发展格局；构建政产学协同生态，打通创新价值链；创新集群协同治理机制，破除区域与体制性壁垒。 

◎关键词 发达国家；高等教育集群；区域经济发展；区域协调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强重点城市群协调联动发展”等重大部署。大科学时代（mega-science），全球区域经济愈发依赖知识、人才和创新，高等教育机构作为人才培育的源头、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支柱性力量，其资源的集聚化、集群化发展，正是打通“教育赋能人才、人才驱动创新、创新引领产业、产业支撑区域”价值链的关键载体。 

高等教育集群是指在一定地理空间中相互联系的高等教育机构聚集发展的现象[1]。集群中各组织以资源共享为基础，以高质量人才培养为核心目标，以创新为突破口，相互融合协同并最终实现人才培养和人才集聚，驱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2]。高等教育集群与区域经济存在互动机制，包含两大理论阐释：一方面，基于三螺旋模型（Triple Helix Model）理论，大学、产业、政府三方通过动态互动共建区域创新生态，这种政产学研紧密协同的良性互动机制是推动技术转移、催生企业孵化和实现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另一方面，松散耦合（Loose Coupling）视角揭示，高等教育集群并非刚性统一整体，而是通过相对松散的联结实现资源共享和功能互补。这种机制既能保证集群内高校保持办学特色与学术自主性，又能使其灵活适应区域经济需求变化。 

成功的区域赋能模式核心在于构建协同与自主的动态平衡，而且这一平衡因各国制度环境而异。鉴于此，本文选取美国、英国、德国、日本作为典型发达国家代表，系统探讨其高等教育集群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模式与经验审思，以期为我国高等教育集群赋能区域经济发展实践提供镜鉴。 

发达国家高等教育集群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模式 

二战以来，随着高等教育与区域市场协作的不断深化以及社会服务功能的拓展，发达国家普遍将高等教育集群视为驱动区域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的关键引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集群围绕不同方向形成了系统化的发展策略和多元化的实践机制。本文从战略导向、运作机制与赋能主体三个维度出发，归纳出四种具有代表性的实践模式。 

1.研究驱动型：基础研究赋能原始创新突破 

此模式以世界顶尖的基础研究型大学和国家级研究机构为核心，依托“知识溢出”（Knowledge Spillover）理论，高等教育集群通过持续产出重大基础研究突破和前沿科学发现，培养顶尖科研人才，吸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与企业研发中心落地，从而主导区域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制高点。这种模式往往与国家创新战略紧密相连，是国家原始创新能力的最前沿。 

英国的“金三角”（Golden Triangle）是此模式的典范。该区域汇聚了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等顶尖大学，长期占据全英科研资源和科研成果的高地。这些高校之间通过组建G5高校联盟、罗素集团（Russell Group）等跨校科研联盟并联合国家实验室，构建起一个高度协同的跨区域知识创新网络，不仅共同开展重大科研项目，更衍生出一批高附加值企业，成为英国维持全球科研竞争力的核心支撑。此外，美国波士顿“128号公路”的崛起，同样离不开基础研究驱动型高校集群的赋能。以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为首的65所高校在此聚集，为区域注入强大智力支撑与充足科研人才。早期计算机、网络技术及生物技术领域的持续知识供给，成为“128号公路”两次产业浪潮的源头活水。同样，德国的“卓越大学计划”（Exzellenzinitiative）强化了研究驱动型集群的建设。该计划以项目制资助为核心，打破学科与机构壁垒，重点支持卓越研究集群和研究生院建设，推动区域内高校与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MPIs）、亥姆霍兹联合会（HGF）等顶尖科研机构的深度协同。这一布局不仅快速提升了德国大学的科研水平，更带动慕尼黑、柏林等地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网络[3]，让高校集群成为国家科研竞争力的重要支撑。

2.创业驱动型：创新生态赋能新兴产业孵化 

该模式以高等教育集群推动创新创业生态为核心动力，大学的赋能重点并非直接服务于现有的大型企业，而是突出其创业孵化功能和新兴产业培育能力[4]。高等教育集群不仅是知识的生产者，更是新企业、新产业的“孵化器”（Incubator）和“加速器”（Accelerator），通过持续输出高水平创新人才、促进科研成果商品化、培育创业文化，并吸引外部资源向集群汇聚，催生出区域新产业集群。此模式核心特征表现为：第一，构建了技术转移办公室（TTOs）、概念验证中心（PoCC）等专业化技术转移机制；第二，形成了浓厚的师生创业文化；第三，实现了与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 VC）的深度系统耦合；第四，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在此生态中协同共生，构成了完整的人才供应链。个体创业者、新兴科技公司与风险投资机构是这一模式的核心赋能主体。 

作为该模式的全球标杆，美国旧金山湾区的高等教育集群与硅谷形成了深度共生关系。这里汇聚了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80多所高校，形成紧密协作的创新共同体，为硅谷持续输送人才、知识和技术，成为区域创新网络的枢纽[5]。此外，英国的“剑桥现象”则展示了高教集群带动创业集群的典型。以剑桥大学为核心的高等教育集群，凭借完善的创业孵化服务、强大的科研成果转化能力，催生众多知识密集型公司，显著拓展就业与区域产出，形成全球知名的高科技创业高地。这些区域的高校集群通过鼓励师生创业、技术转移和风投资本对接，将知识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涌现出众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公司。值得关注的是，创业驱动型模式的赋能效应不仅限于新兴产业培育，更能推动传统城市的动能转型[6]。 

3.产学协同驱动型：产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升级 

该模式的核心特征是高等教育集群搭建基础研究与产业化的“桥梁”，以“需求拉动”为核心逻辑，通过产学深度融合提升传统产业的创新能力和价值链地位。这种模式不以催生颠覆性创业为首要目标，而是搭建阶段化链式转化中介，致力跨越科技创新的“死亡之谷”（Valley of Death）[7]。赋能主体主要包括应用科学大学、区域龙头企业和行业协会，高校则以专业化应用研究中心，为企业提供可立即应用的解决方案和高技能人才。 

德国是产学协同模式的全球标杆，形成“科研机构+高校”的双轨实践体系。弗劳恩霍夫协会（Fraunhofer-Gesellschaft）主导区域创新聚集区，整合政企校力量聚焦核心技术研发推广，其公共资助、企业资助和项目资助三合一[8]的“绩效相关”的经费模式，倒逼研究严格遵循市场导向。与之形成互补的德国应用科学大学（Fachhochschule），以服务产业技术升级为核心定位，专业设置高度契合地方支柱产业发展，通过“双元制”教学与企业研发合作，输送应用型人才与技术支持，有力支撑了地方经济的繁荣[9]。此外，英国从区域均衡发展出发，探索出跨区域产学协同路径。其北部的N8研究联盟（N8 Research Partnership）作为典型的跨区域合作伙伴关系（PRPs），汇集曼彻斯特、利兹、谢菲尔德等8所研究型大学，打破校际与区域壁垒，以整体身份对接当地先进制造、能源等传统工业的升级需求，联合申请大型研发项目、共建技术转化平台，服务于“北方经济引擎”（Northern Powerhouse）的区域复兴战略[10]。日本的科学城建设亦呈现了产学协同的演化历程。早期筑波科学城（Tsukuba Science City）因侧重科研、脱离产业与市场需求沦为“规划孤岛”，后续通过引入企业研发中心、建立成果转化中介机构，[11]逐步实现科研与产业的深度绑定。而关西科学城（Kansai Science City）在规划之初便吸取教训，明确企业研发中心与大学研究机构的协同布局，在关西经济圈内实现要素自由流动与产学研深度嵌入。在产学协同模式下，高校集群成为产业“创新策源地”和“人才蓄水池”，高校与企业间界限日趋模糊，知识流动与产业发展实现同频共振。 

4.区域综合服务型：技能供给赋能区域经济韧性 

该模式以适配区域产业需求、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为核心，深度融入区域经济结构，通过精准的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为区域产业稳定供给实用型人才，成为支撑区域经济韧性发展的“压舱石”。其核心价值不在于催生新产业增量，而在于通过强化“人才黏性”稳固存量发展，确保人才留在本地、服务本地，让公共教育投资红利直接转化为区域经济发展动能，是区域经济保持长期韧性的基础。 

美国社区学院[12]是该模式的典型代表，更是区域技能人才供给的核心载体。作为连接高等教育与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关键桥梁，社区学院以区域产业需求为导向，摒弃理论化教学侧重，突出应用性与实践性。其课程设置紧密对接当地产业的需求体系，覆盖制造业、信息技术、医疗保健等核心产业领域，提供两年制副学士学位、职业资格证书及短期专项培训，毕业生能快速适配岗位需求，有效缓解区域技能人才短缺困境。同时，社区学院还与企业合作开展定制化在职培训，帮助员工适应新技术、新岗位。这种灵活、务实的办学模式，让社区学院成为美国各州区域经济稳定的重要支撑。此外，英国也形成了特色专业与职业导向的高等教育集群，由小规模、高度专业化的院校组成，聚焦艺术、农业等细分领域，深度服务特定产业。例如高等教育行会（GuildHE）旗下有数十所院校（如皇家戏剧艺术学院、皇家农业大学等），针对细分行业培养专项人才，为当地产业提供人力支撑[13]。 

发达国家高等教育集群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审思 

通过对四国实践模式比较可见，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集群建设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诸多宝贵经验，也暴露出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从人才培养、产学研协同、社会服务和治理模式四个维度，辩证地审视已有实践中的经验与教训，从而为新兴发展中国家提供系统的政策镜鉴。 

1.精准适配的人才培养体系是高等教育集群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石 

各国高校集群并非由单一层次高校组成，而是多层次联盟，各类高校共同构成完善的人才培养和创新体系。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在于其构建分类发展、层级互补的高等教育集群，通过差异化人才培养服务区域经济不同维度。例如，美国加州形成了以加州大学（UC）、加州州立大学（CSU）和加州社区学院（CCC）为主体的三级高等教育体系[14]。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矶分校等世界一流大学引领科技革命，为硅谷提供高端人才和科研突破；同时，大量州立大学和社区学院扎根各地，通过研究生与本科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满足本地产业人力需求。这种高等教育集群的整体关联性与层级多样性并存，极大增强了其服务区域经济的广度和深度。 

不过，在追求服务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的同时，也需要警惕人才培养过于功利化的倾向，过度迎合眼前产业需求可能削弱大学宽厚的基础教育和创造力培养。此外，区域间的人才流动失衡问题不容忽视。顶尖高校和产业集中地区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却可能加剧其他地区的人才流失，区域发展不平衡由此加大[15]。人才培养既要面向产业需求提高就业导向，也须兼顾基础学术能力和长远适应性，同时应通过政策鼓励人才向欠发达区域流动，以避免“人才虹吸”现象对区域协调发展的负面影响。 

2.深度的产学研协同合作是高等教育集群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撑 

区域创新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各种异构知识资源形成的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网络[16]。有效的产学研合作能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衔接堵点，让高等教育集群的知识、人才优势转化为区域经济发展动能。企业作为市场需求的核心载体，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标准制定、科研项目选题与成果转化全过程，为高校提供实践场景与产业需求导向；高校发挥知识生产与人才培育核心作用，针对性输出适配产业的技术成果与专业人才；科研机构则以专项技术突破补充创新链条，三方形成“需求牵引—知识供给—成果转化”的动态闭环。 

在产学研协同推进过程中，要处理好高校使命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警惕大学和研究所与市场需求脱节，筑波科学城早期经历警示我们，如果缺乏有效的转化机制，即便投入大量科研资源，成果仍难以落地，形成“创新孤岛”，无法真正赋能区域经济。另一方面，高校过度迎合企业的短期需求也会产生“使命漂移”（Mission Drift）的风险，侵蚀大学的学术自由与学术创新[17]，使学者偏离需长期稳定投入的基础研究“长周期”使命。 

3.多元的社会服务职能是高等教育集群稳固区域经济的重要保障 

大学的“第三使命”即社会服务功能，在高等教育集群赋能区域经济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稳定作用。发达国家的高校集群普遍通过多元化的社会服务，使自身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和“连接器”。从时间来看，高校面向社区和行业的知识服务提升了区域人力资本和社会福祉。例如，美国社区学院不仅提供学历教育，还开展大量在职培训和终身学习项目，帮助劳动力持续提升技能，缓解了区域技能人才短缺，同时提升了社区就业和收入水平。德国的应用科学大学亦通过产学合作项目、技术咨询和社区参与，密切了高校与地方的联系，实现技术知识向中小企业和社会部门的扩散。通过这些途径，高等教育集群将教育、科技与社会需求相融合，不仅为区域经济贡献直接的人才和技术供给，也在公共服务、文化创新等方面塑造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 

尽管如此，一些精英集群仍存在“象牙塔”倾向。这些集群往往作为全球创新高地驱动宏观经济，却未必积极回应所在地基层社区的需求。有的大学过度关注科研经费和成果产出，对低收入群体教育、社区发展等议题投入不足，导致大学与周边社区之间筑起无形的“围墙”。这种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的脱节会削弱区域经济的韧性，当产业发生波动时，若缺乏扎实的社区支持和社会资本积累，区域将更难以承受冲击[18]。 

4.完善的治理体系与协调机制是高教集群持续赋能区域发展的关键因素 

高等教育集群的长效发展，离不开涵盖政府角色、主体协同、模式适配的综合性治理体系。政府作为治理体系的重要引导者，通过政策框架搭建、资源投入保障、制度规则完善，为集群发展筑牢基础。如美国联邦与州政府通过科研经费拨款、产业政策倾斜，推动高校与区域创新体系衔接；德国联邦政府与各州合作实施“卓越计划”，统筹高教集群与产业集群协同布局；日本文部科学省主导产学官联盟，搭建跨主体的创新合作平台[19]，这些实践均体现了政府在协调资源、校准方向中的关键作用。此外，不同国家基于制度环境与市场成熟度，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高等教育集群治理方式。英美两国偏向市场驱动与高校自治，政府扮演促进者角色，此方式让高校集群与产业联系更紧密、创新活力更强，但也可能引发区域与校际发展失衡。相反，德国、日本的高等教育集群发展更多体现政府主导特征，日本中央政府直接调控国立大学布局与经费，德国则通过联邦—州协议统筹高教资源，能确保集群发展与国家战略同向，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各国经验表明，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治理模式，但无论哪种路径，其核心都在于平衡效率与公平、竞争与协调，以兼顾高校集群的活力和区域发展的统筹。 

可以看到，高校集群本质上是由多元主体组成的网络系统，若缺乏有效的治理协调机制（如资源共享协议、跨机构的联合委员会），集群内部极易出现各自为政的局面，导致高校和研究机构可能为争夺资源和人才陷入恶性竞争，科研设施重复建设，难以形成合力。反之，过度依赖政府亦会导致官僚低效，而过度放任市场则可能忽视公共利益，造成区域发展失衡。由此可见，只有建立起制度化的沟通协调机制，才能在集群内部化解竞争张力，促进资源高效配置和优势互补，确保高等教育集群持续、稳定地为区域经济发展赋能。 

高等教育集群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国路径建议 

发达国家高等教育集群在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长期互动中探索出了一套系统化的赋能模式。这些模式紧密结合了各自国家的国情和发展需求，在推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对于我国而言，发达国家的经验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和借鉴意义，结合我国实际，对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集群赋能路径提出如下思考与建议。 

其一，明确高等教育集群功能定位，构建差异化发展格局。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集群发展面临资源配置不均衡、区域发展失衡的现状[20]。由于缺乏明确的功能划分，各地区都倾向于打造综合性研究型大学集群，忽视了应用技术型、职业技能型院校的作用，导致资源配置低效和区域需求错配。同时，相对于东部发达地区，东北地区、西三角地区囿于区域政府治理能力的局限，抑制了高等教育集群对创新经济的驱动作用[21]，区域协调发展需求迫切。基于此，后续发展需从多维度精准发力。首先，优化高等教育集群的整体空间布局与资源配置。改变以往“一刀切”的均衡思维，立足区域发展禀赋与战略定位，推动资源精准配置，形成“点线面结合、东中西呼应”的立体化教育发展空间格局。我国已经在谋划面向中西部、东北等地区布局建设高等研究院，依托其专项创新优势推动跨区域资源联动，助力形成核心区域引领、中西部协同发展的良性态势。其次，做强东部创新引擎。持续强化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等教育集群核心竞争力，聚焦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对接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重大科研平台建设，以优质教育资源支撑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着力打造世界性教育中心、人才中心和创新中心。再次，提升欠发达地区在地供给能力。重点支持地方理工科院校和高职院校，围绕区域主导产业开展技术攻关与人才培养，强化产教融合，助力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发展。最后，构建定位清晰的高等教育集群层级体系。强化纵向分工与协同，挖掘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应用型本科以及高职院校等不同类型院校的差异化价值，释放部属大学与地方大学的差异化社会服务职能，实现部属院校服务国家战略与地方院校满足本地产业人力需求的功能互补，充分发挥高等教育集群的整体功能[22]。 

其二，构建政产学研协同生态，打通创新价值链。大科学时代，创新活动的复杂性、跨域性特征凸显，需以三重螺旋模型为核心，强化政府、高校、企业的深度耦合，解决科研与市场需求脱节的“创新孤岛”问题。目前中国在产学研融合中已取得长足进步，但仍面临“重转化、轻基础”的短视问题，且政府、企业、大学、金融等创新链条各环节的协同机制尚不顺畅，尤其缺乏能够持续跟进、敢于承担早期风险并重视长期回报的“耐心资本”（Patient Capital）[23]，导致高校的优质基础研究成果难以越过“死亡之谷”。鉴于此，首先，在宏观上打造“科—产—教”融合的高等教育集群发展模式[24]，强化顶层设计与差异化布局，立足重点高等教育集群的资源禀赋，推动优势学科与区域龙头产业或重点产业集群深度镶嵌，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效衔接。其次，在微观上大力推进集群内部主体之间的衔接互动。推动不同类型高校与科研院所、企业等通过共建联合实验室、市场化新型研发机构和高水平中试平台，加快创新成果工程化突破和产业化应用，提高创新成果技术价值和质量水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25]，打通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其三，创新集群协同治理机制，破除区域与体制性壁垒。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集群发展面临制度壁垒[26]、行政管理权限冲突以及合作共享机制未能有效发挥功能等挑战，容易导致“集而不群”的发展状况。为此，应从以下方面着手完善。首先，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国家及区域层面的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机制，完善省际协调沟通机制，政府在此过程中需强化协同保障，提升区域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打破区域壁垒。其次，战略重心应逐步转向制度环境优化，着重强化高等教育集群内部的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高等教育集群内部需建立办学与科研资源要素自由流动机制，充分落实和发挥高校办学自主权，激发集群发展的内生动力。特别是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集群可在国家宏观战略引导下，利用自身政策优势，构建国际一流的高等教育协同创新体系。同时需要注意三地办学机制存在本质差异[27]，进而导致其跨校联合培养、科研合作等环节存在“隐性壁垒”。因此，要聚焦人才培养与流动的关键堵点，构建区域统一的合作细则，建立学分互认与成果等值转换机制，实现规则衔接的精准破题，让人才和智力资源在集群内部无障碍流动。最后，应构建中央引导、省级统筹、市场参与的多元化资源配置体系。中央财政应聚焦支持基础研究和国家战略需求；省级财政和地方政府应重点支持具有区域特色的产研融合与社会服务项目。通过清晰的事权划分与政策引导，驱动高等教育集群真正扎根中国大地，在服务国家战略的同时，有效解决区域发展的真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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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江南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