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教育强国的愿景，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的到2035年迈入世界教育强国行列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的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再到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的到2035年实现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党和国家不断细化对教育强国建设的要求。尽管关于教育强国的内涵有不同解读，但无论哪种解读都不能否认教育强国是一个包含内在与外在、国际与国内等多个维度，涉及各级各类教育及教育规模、结构、质量、效率、公平、开放、治理等要素的目标体系。其中，龙头是形象、实力和作用的典型标志，是牵动全党全社会以及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领域和学校、家庭、社会等方面的焦点。高等教育的龙头地位与作用既凝聚着人类历史共识性的经验积累，也彰显着当今世界普遍性的竞争诉求，体现了人类社会和高等教育发展的本土逻辑与世界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
（一）高等教育龙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与现实诉求的统一
历史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高等教育实力是国家科技创新优势和人力资源优势的基础，是赢得国际竞争优势地位的重要支撑，是近代以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依靠力量。在人类发展史上，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之所以先后成为世界科学中心乃至经济中心，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借由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成为世界教育中心。现实世界也越来越清晰地宣告，高等教育是大国竞争之“重器”。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战略机遇和重大挑战，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等教育实力、水平与贡献是构成国家综合实力的核心要素，是教育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典型标志。支撑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建设，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是高等教育必须肩负的时代责任。
（二）高等教育龙头是高等教育体系与功能的统一
龙头是高等教育体系与功能的综合体现，其中体系是基础和前提，功能是价值和效力。作为龙头的高等教育必须在体系上是完整的、坚实的，在功能上是健全的、有效的。据统计，截至2022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013所，其中：普通本科学校1239所（含独立学院164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及高职（专科）学校1521所，成人高等学校253所；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655万人，其中：研究生在校生365.36万人，普通本科在校生1965.64万人，职业本科及高职（专科）在校生1693.77万人，成人本专科在校生933.65万人，网络本专科在校生844.65万人，已建成包括各级各类高等教育在内的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一体系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人均受教育水平、科技创新能力和文化软实力，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的高等教育，立足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面向的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伟大实践，需要以更高水平的体系来支撑更强大的功能。
（三）高等教育龙头是高等教育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统一
作为龙头的高等教育是以硬实力为内核、以软实力为外延的总和。其中，硬实力主要指以规模、结构、质量和毛入学率等为标志的总体水平，以及以人口素质（如人均受教育年限、18—64周岁人口受教育水平）、科技创新能力等为标志的社会贡献；软实力则主要体现在以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自主发展道路探索等为标志的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和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49年的0.26%提高到2022年的59.6%，已经超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中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高等教育在提高人口素质、增强科技实力、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助力工业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的高等教育，面对的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挑战和压力均是前所未有的，需要具备更强大的硬实力和更有影响的软实力才能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四）高等教育龙头是高等教育支撑力度与引领作用的统一
作为龙头的高等教育应以支撑作用为历史使命，以引领作用为时代责任。一方面，要能够与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节奏相协调、与国家重大战略的布局相适应、与人民群众的新期盼相贴近、与综合国力的提高相同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全方位地发挥支撑作用。另一方面，要能够主动应对世界大变局，履行现代经济引擎、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创新策源地等重要责任，实现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性要素向引领性要素转变，承担起引领未来科技创新、文化繁荣和产业变革的重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教育强国对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促进共同富裕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大战略意义的论述，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新阶段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地位和使命担当。作为龙头的高等教育，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教育强国的新定位，对自身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一）在一体化推进“三大强国”建设中发挥核心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人才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的核心要素。大学既是创新人才培养的基地，也是高层次人才集聚的重要平台，在以人为核心的“三大强国”建设战略布局中处于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地位。大学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基本职能，这是高等教育能够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力、人才培养和集聚的主要平台，以及科教融合、产教融合的重要枢纽的基本逻辑所在。教育强国是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的建设基础，科技强国与人才强国是教育强国的外在标志，三者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之中，具有内在逻辑、基本要素与终极目标的一致性。作为龙头的高等教育要切实为教育强国提供坚实的核心，为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支撑，为一体统筹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建设，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提供不竭的动力。
（二）在实现“三自”中发挥主力军作用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首要任务。主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高等教育龙头应有的担当，其关键就是要在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人才自主培养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实践中发挥主力作用。一要紧紧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新型工业化等战略需求，聚焦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强基础研究等重大任务，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方面发挥主力军和生力军的作用。二要紧扣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聚焦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在“培养一代又一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方面发挥基地和摇篮的作用，在“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方面发挥支撑作用。三要紧紧围绕“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总要求，充分发挥高校在知识创新、文化传承、交流合作等方面的优势，在着力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协同履行“五路大军”职责。
（三）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中发挥牵动作用
高质量教育体系是构成教育强国的核心。这一体系的基本要义是结构要素完整、层次分工有序、纵向衔接紧密、横向分流顺畅，能够全面保障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全面满足人民终身学习的需求、全面支撑和引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这一体系的建设是教育的系统性跃升与质变，其中高等教育作为知识、技术的主要生产者和师资力量的主要培养者，在影响基础教育发展方向、拉动职普融通、促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等方面肩负重要职责。一方面，应在打造培根铸魂和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形成健康的教育环境和生态、促进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好引导和保障作用。另一方面，应在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发展，形成更加完备、协调、多样、开放的现代化教育体系，推进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方面发挥好协调和支撑作用。
（四）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发挥辐射作用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之一，既包括物质文明的共同提高，也包括精神文明的共建共享。千百年来，高等教育一直与文化的传承紧密相关；当今世界，高等教育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撑和引领力量。在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实践中，高等教育不但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缩小区域、城乡和群体差距，满足个性化发展需求的重要手段。高等教育是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推动力量，也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引领力量，在协同促进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实现全面共同富裕服务，是新时代的高等教育必须肩负的重要责任。作为龙头的高等教育，应在破解共同富裕的短板方面展现更多更大的担当，诸如：通过实现高等教育重心下移，拉动农村教育发展，助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通过扩大农村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提高农村人口整体素质，助力人口高质量发展；通过加大对农村的技术和智力支持，拉动农业产业升级，提升农村文化品位，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龙头，高等教育必须在全面实现高质量发展方面走在前列，从而为教育整体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引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当前，影响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因素非常复杂，既有长期积累的历史性问题，也有因环境变化、阶段转化和目标调整等带来的新问题。一是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破解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与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矛盾、促进共同富裕方面还面临艰巨任务，在全面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新的伟大实践方面还存在短板。二是高等教育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总体上仍处在一个“将强未强、要强还不强”的阶段，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能力还不够强，对世界高等教育格局的影响力还有待提高。三是高等教育与其他教育协调发展的水平还不够高。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教育发展采取的是高重心策略，战略规划重点和资源配置重点是高等教育，客观上造成了教育体系不均衡不充分的状态。高等教育的引领作用不够全面，升学导向突出，影响了基础教育各学段的科学发展；高等教育的引导作用不够有效，普职分流不畅，继续教育基础薄弱，影响了教育体系的灵活性、多样性和系统性发展。四是高等教育的功能正面临复杂时代的严峻考验。当前，我国教育呈现在地理空间上向城镇聚集、在形态上向数字化转型、在功能上向应对老龄化拓展等新态势，而教育的形态、业态和功能与新变化、新需求之间还存在诸多不适应。以城镇化发展和乡村振兴为例，由于长期施行以城市为中心和以工业为重点的战略及教育高重心发展策略，使得大学与农村之间出现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大学还不是广大农村可以充分借力或享受的公共资源。做强做实高等教育龙头，要立足大局、直面变局、开创新局，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实龙头地位、展现龙头作用。
（一）做强高等教育体系的顶部
最能显示高等教育龙头形象与实力的是处于高等教育体系顶端的要素，包括代表我国大学最高发展水平的“双一流”建设高校以及代表教育最高层次的研究生教育。如果顶部不强，体系的竞争力和胜任力有限，龙头的战略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1.提升“双一流”建设成效。当今世界，以一流大学群体为核心的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总体实力，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家间科技竞争、人才竞争乃至综合国力竞争格局的决定性因素。高等教育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龙头，而“双一流”建设高校是高等教育体系的龙头，是高等教育国际形象与竞争力的典型标志。做强高等教育体系的顶部，要“把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作为重中之重”，突出培养一流人才、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争创世界一流的导向，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要优化遴选机制与评价方式，重视从国家战略格局、行业产业发展以及“五大安全”等方面科学评价一所大学的不可替代性地位和所做出的独特性、创新性贡献，切实提高“双一流”建设的实际效益。
2.提升研究生教育创新发展水平。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研究生教育，既是科学研究后备力量的生产者，也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实践者，在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方面具有独特价值，在完善自主的人才培养体系方面具有标志性意义。研究生教育是教育与人才、科技最紧密的衔接点，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最直接的支撑者。做强高等教育体系的顶部，应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统领，落实《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加快推进研究生教育强国建设。当下，有四个方面的工作值得关注。一是进一步优化研究生教育结构。紧密结合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统筹学科结构调整与高等教育空间布局优化，在学校、区域和国家三个层面上形成不同类型学科分布合理、功能协调、进退有度的良性格局，实现支撑学校发展、满足地方需求与服务国家战略的系统集成。二是进一步夯实研究生教育体系的根基。加大对地方有实力有潜力学科的扶优力度，鼓励其瞄准世界前沿、提高竞争能力；给予有区域或行业特色的学科以特殊政策，支持其在锻长板补短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继续支持中西部地区高校提升研究生教育发展水平，支持东北地区高校在学科调整升级等方面实现转型突破。三是进一步推进研究生教育体制机制创新。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责权利关系，注重发挥省级政府协调发展、改革创新等方面的统筹作用；完善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机制，优化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破除影响科教融汇、产教融合的机制性障碍，积极推进融入社会真实场景、基于真实问题的培养模式改革。四是进一步完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优化政府、学校与导师组的责权利关系，落实政府支持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责任，突出学校在质量管理方面的主体地位，严格导师的准入条件和退出要求；深化研究生教育评价改革，突出学生的研究能力养成和学校的社会贡献，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学生全面发展、学科持续发展相统一，促进学校发展与区域发展、国家战略相协调。
（二）夯实高等教育体系的底部
底部涉及高等教育规模、质量、布局等基本要素，事关高等教育体系的稳定性和公平性，更关乎高等教育龙头作用的可持续性。
1. 重塑高等教育空间布局。高等教育空间布局既是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形态，也是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当今时代，扰动传统高等教育空间布局的力量多元且强大，重塑高等教育空间布局，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其根本目的是使高等教育紧密融入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并与共同富裕目标相适应；核心是主动应对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挑战，更好发挥高等教育的“集聚—溢出”效应，实现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紧密结合；关键是突破一城一校或一城多校的格局，与经济带、城市群、都市圈建设相协调，建构城市群、产业群、大学群联动发展新格局；落脚点是缩小区域间差距，建构分工合理、优势互补、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有力支撑共同富裕。
2. 继续解决东中西部和南北协调发展问题。高等教育的东中西部差距与南北差距在成因和本质上有明显差别。东中西部差距是历史长期积累的结果，既有整体发展水平落后的原因，也有特定历史时期国家战略布局的因素。解决东中西部高等教育差距问题，不能简单以东部为参照系，而应着眼于国家的总体布局，在继续改善中西部基础条件的同时，着力建构与国家总体的开放战略和产业分工相协调的格局。南北差距形成于改革开放时期，主要原因是体制改革带来的阵痛。其表面现象是经济实力的巨变，而根本上是产业变革时代高等教育与经济关系的重塑。解决南北高等教育差距问题，既不完全是地方的责任，也不是单靠投入就能办到的事情，需要从战略高度加强整体谋划，以保护性的措施支持转型地区度过困难期，结合经济战略布局统筹推进北部省份的高等教育实现转型发展。
3. 大力振兴地方高等教育。教育强国的龙头在高等教育，而高等教育的底盘在地方高校。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决定了教育强国龙头的坚实程度，也决定了高等教育体系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当下，众多地方高校既面临基础较差、实力较弱等有待进一步解决的传统问题，又面临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人口巨变等新问题，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压力和难度更大。应将振兴地方高等教育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在继续实施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的同时，加大对东北等老工业地区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创新高等教育支持方式，对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着力加强造血功能建设，对其他地区加大先行先试力度，着力激发发展活力。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优势，推动一批地方高校实现形态、业态的转型，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加强对民办高等教育的引导和调控，在鼓励和支持优质民办高校做大做强的同时，做好对其他民办高校的风险预判和防范工作。
4. 平衡好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高质量发展是新阶段新征程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也是所有高校面临的共同任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高校都以一个标准、一个模式来推进高质量发展。恰恰相反，基于我国地区之间的差异及高等教育体系自身的复杂性，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即在发展理念、发展原则与总体方向上坚持统一性要求，在具体目标、节奏、路径和模式等方面因地制宜、因校施策。科学把握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深入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效果为评判标准，鼓励多元化探索和多样性实践。
（三）完善高等教育职能
高等教育龙头的作用，根本上是通过大学职能来体现的。职能的适应性、灵活性及其完善程度、实际效度，是高等教育水平和实力的综合体现。
1. 做优基本职能。始终坚持把育人作为基本职能，紧紧围绕支撑国家原始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强基础学科专业，布局交叉学科专业，发展应用型学科专业，健全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动态调整机制，着力优化高等教育供给结构，提高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水平。
2. 拓展新的职能。当前，我国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新形势，迫切需要教育在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新的更大的作用；产业的深刻变革与急剧转型，迫切要求教育在解决劳动力技能转换与升级方面发挥有效作用；学习群体多元化与学习需求多样化，迫切要求教育能够提供更具包容性、灵活性、个性化的服务。新时代的高等教育要以信息技术为依托，加快推进适应未来发展、满足终身学习需要的功能再造，积极创造更灵活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提供模式，为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提供强大支持。
（四）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
“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当今世界，数字技术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必然对高等教育提出新的功能性需求；深刻改变了知识传递方式和人类学习方式，千百年来形成的基本教学模式、教学理念面临改变，大学的核心职能面临挑战；正在打破长期存在的学科鸿沟，在学科之间建立起新的桥梁，传统的教学科研组织可能面临重大变革。做强做实高等教育龙头，必须在加快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同时，系统谋划数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转型。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推动资源配置、督导评价、民主管理等领域的治理方式变革，推进组织架构、教学模式、评价方式等方面的全方位创新；加强泛在学习环境建设与个性化学习手段开发，“加快发展面向每个人、适合每个人、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持续跟进和深入研究数字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超前谋划高校体制重构、学科重建、优势重塑的思路，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功能、样态、模式的变革中走在前列。高等教育向数字化转型与数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转型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概念。相比而言，数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转型是更深层次、更系统性的变革，不但包括了前者的意蕴，而且包含高等教育外部关系的新建构、新调试，是新一轮高等教育适应外部变革与坚守自身传统的博弈过程，也有可能是新一轮国家间竞争的战略重点。
（五）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
开放与国际化是高等教育资源、经验、模式输出与交流的必由之路，也是高等教育实力与自信的重要体现与展示渠道。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要积极应对日益复杂的世界形势，抓住数字化带来的新机遇，加强不同层面的系统谋划，丰富不同维度的交流模式。
1. 完善国际化区域布局。落实中央关于“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的战略部署，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明确国内各区域高等教育开放的分工与任务，加强面向东北亚、中亚、南亚等周边地区的教育开放布局，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重视发挥地方高校在深化区域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方面的作用。
2. 创新对外开放策略。统筹 “引进来”与“走出去”，重视发展教育国际贸易，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开辟国际化新领域，开创国际化新模式，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增强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3. 优化院校国际化分工。“双一流”建设高校应面向世界前沿，在高端科技、人文交流等方面发挥示范作用。地方高校应注重发挥地缘优势、文化优势，在特色交流方面发挥主力作用。高职院校应紧密结合产业变革，在职业资格培训与认证等方面加强合作。民办高校应发挥体制灵活优势，在多元办学试点方面寻找新的发展领域。使各层次、各类型高校在拥有国际化要素方面实现整体提升的同时，增强部分骨干院校在产生实质性国际化影响力方面的能力。
（六）激发高等教育创新活力
体制机制是高等教育实力的高级层面，也是影响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当下，应特别重视在区域、城市和学校三个空间层面上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1. 强化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建设。各种经济区、城市群的迅速发展，正在改变着我国经济、教育、科技等领域的地理空间格局。经济层面的不断融合，既为推进跨区域治理提供了可能，也提出了更加迫切的需求。就高等教育而言，应该从一般形式上的省际协商机制向深度的共建共治跃升，应该从大学生就业、学分互认等初级层面向统筹规划、科学布局、资源共享、协同发展拓展。
2. 升级或重塑产教城关系。当今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城市转型、产业转型乃至体制机制转型，产教城关系正处于急剧变化与重塑过程中。重建良好的产教城关系，对于发挥好高等教育的龙头作用、促进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此，既要积极探索传统的产学研合作关系的升级问题，努力打造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新型政产学研用关系，也要积极探索数字技术对传统城市群体、城市等级三大要素——市场最优、交通最优和行政最优的影响，积极利用数字化技术发展为打破传统的交通、资源、距离局限带来的机遇，探索虚拟与实体相结合的产学研合作新形态。
3. 调整优化绩效考核与薪酬制度。绩效考核与薪酬制度改革的根本，是要解决人的积极性的调动与发挥问题。但现实中，这一改革正陷于功利化的境地。优化绩效考核与薪酬制度，要“坚持人才为本，突出创新优先”；要区分高校与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的差异，尊重学科发展规律、人才培养规律和教师成长规律，限定绩效考核的适用范围，建立短期考核与周期考核相结合的正向激励机制。
【来源：《大学与学科》202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