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21年初多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急需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指导意见》后，近日教育部等五部门再次发布《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就调整优化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工作作出系统部署。

然而，面对当下高等教育乃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落实好《方案》既需要对当前复杂形势有清醒判断，也需要对推进工作的系统思路有创新设计。

新一轮学科专业调整面临更复杂形势

当前，现代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交互影响，使学科专业结构调整的科学性、有效性面临更大挑战。同时，知识正呈指数增长，从知识到产业的周期大为缩短，机制也更灵活，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

产业结构升级日益凸显出的跳跃性，与知识系统化、制度化以及知识传承的相对稳定性之间的张力正在加大，这给学科专业结构优化中平衡、适应外部需求与尊重内在规律的关系增添了诸多变数，也给准确研判学科的中长期发展趋势增添了太多不确定性。

庞大的高等教育基数也使学科专业调整面临改革、发展、稳定交织的复杂问题。

《方案》提出，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而据统计，2022年我国共有高校3013所，各类在学人数达到4655万人。显然，优化调整20%左右的学科专业点涉及的教师和学生数量是巨大的。庞大的群体不但意味着巨量资源的占用，也隐含很大的不稳定因素。消化这些可能影响稳定的因素需要时间和策略，操之过急或操之简单都可能使改革半途而废。

与庞大教育基础同时出现的还有适龄人口下降与就业压力上升的相互交织，以及由此导致的群体性追逐热点对学科专业调整的冲击。

近年来，我国普通高中在校生总规模已经趋稳并显现出下降势头，这影响到了国内高校的生源结构。未来，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下降将使以招生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地方高校、民办高校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在入口供给不足和出口需求不旺的共同挤压下，争上热门专业无疑将成为吸引生源和扩大就业的“合理选择”。可以预见，未来以热门学科专业为载体的生源、资源和市场大战将愈演愈烈。

此外，共同富裕理念与现实中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发展节奏之间的差异，也使得学科专业调整面临平衡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关系的难题。

《方案》强调，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引导高校在各自领域争创一流，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客观地讲，这一要求更适合东部发达地区和高水平院校。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通过发展让更多人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仍是艰巨任务。

在经济支撑能力有限和高等教育基础较弱交织的形势下，在现有学科专业基础上扩大规模无疑是比较现实的路径。中央与地方在学科专业调整的利益选择和节奏把握上存在的差异，是影响新一轮调整总体效果的重要潜在因素。

学科专业调整应加强统筹协调

此次《方案》中，明确了中央、地方以及高校的责任，就深化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和新文科建设细化了要求，凸显了有效推进新一轮学科专业调整工作的决心。但面对更高的战略需求和更复杂的形势，要使政策全面落地并产生良好效果，还应特别重视强化系统思维、加强统筹谋划。

第一是统筹科技、产业与教育布局。当今时代，在影响学科专业结构演进的两个基本因素中，无论是代表内在知识逻辑的科学技术，还是代表外部需求逻辑的产业形态与结构，都极具变动性和复杂性。简单的类比推理式的决策模式已无法从战略和全局上把握学科专业结构演进与调整的大势。

因此，学科专业调整方案的制定应广泛吸收科技战略专家、产业战略专家参与，加强科技政策、产业政策与教育政策的协同，促进相关规划联动，实现创新链、产业链与人才链紧密衔接。

第二是协同发挥政府、市场和学校的作用。学科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适应性始终面临时空弹性问题，局限于当下或当地谋求两者的适应性既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也违背高等教育规律。

行政主导式的调整能在短期内取得以统计数据为标识的成绩，但实际成效和长远影响却存疑。历史证明，行政至上的逻辑优点与缺点同样突出。推进新一轮学科专业调整离不开政府，但不能简单化、行政化。

在这方面，既要注重通过学位点设置、招生计划分配、重点建设引导、建设资金倾斜等方式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也要注重通过升级产学研合作模式等方式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以及落实高校在学科专业建设上的主体责任，使学科专业调整真正成为政府宏观引导、市场有效调节、学校主动适应相结合的系统行为。

第三是注重存量优化与增量布局的结合。学科专业结构调整之所以不断被提起却总不尽如人意，既有行政层面推进改革的路径因素，也有学校内部复杂的利益关系。

长线学科专业既是最需要调整的领域，也是最难调整的领域。为规避存量调整的矛盾冲突，改革者常通过追加增量回应新要求和新需求，导致产生美国高教学者丹尼尔·斯梅尔瑟所称的“结构增累”现象，即随着时间推移，大学吸纳了新功能，但没有剥离（删除）现有功能或将其拆分为单独组织，从而使结构性问题不断累积。

因此，新一轮学科专业调整必须破除简单做增量、做加法的弊端，做好加减乘除法，实现有上有下、有扩有缩、有量有质；有效抑制盲目“蹭热点”现象，防止因低水平重复衍生新的结构问题；完善学科专业的准入与退出机制，防范结构性问题不断累积。

第四是将外力驱动与内力自觉相结合。众所周知，高校教师依附于以学科为基础的专业学院，学生也是按专业招收并在专业学院学习的。如果说专业更强调适应外部需求的逻辑，还有更多人为的结构特性的话，那么学科则需兼顾外部需求和内部知识逻辑，要将外部需求转化为内在的自觉才能实现动力最大化。

因此，有效的学科专业调整动力机制应将实现外部驱力与内生动力协同作为追求目标；遵循学科专业成长和演进的客观规律，把准学科发展方向和发展态势，既要有责任感、紧迫感，也要有战略定力和长远眼光；科学认识学科间的相互关系，在优化整体布局和生态系统的基础上，加大学科专业改造的力度。

第五是要以国家区域战略为抓手，协调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学科专业调整方案的落实和收益的最大化离不开中央的顶层设计，也离不开省级政府的承上启下。过于强调统一性会造成地方积极性不足，而过于迁就地方的多样性又可能造成“多个貌似合理的省域结构体系相加，变成更大的不合理结构体”的问题。

对此，有效应对措施之一是紧密结合中央相关战略部署，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加强跨省域合作与共享，引导地方政府在更高层面、更宽视野上谋划学科专业调整工作。

（作者：刘国瑞，辽宁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2023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