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自己的方向，地方本科高校的发展亦然。应用型对于高校而言是一个方向，并且所有大学均需关注应用型。黄达人通过调研访谈发现，尽管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的道路各不相同，或者对转型的提法存有疑虑，但大多数地方本科高校的管理者对于应用型方向没有分歧^[1]9。从服务的角度，或者从经验出发，高校管理者认为地方院校始终应当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的。随着对转型概念认识的深入，人们逐步认识到应用型的本质是高校培养的学生更加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高校可以更好地服务地方、服务行业和产业。

一、地方本科院校转型的意义

随着2015年10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正式发布，地方高校转型的方向更加明确。其实，地方本科院校(包括新建本科院校)，对于向应用型转型始终是认同的或者说是没有分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其他方面是一致的。在办学定位上，地方本科高校就不愿意贴上“应用型”“技术技能型”的标签，恐怕被误解为“职业学院”而降低自己的身份。有人认为转型就是转变，没有认识到“型”变的内涵与意义。由于没有认识到转型的现实意义与内涵，所以有些高校的转型只是停留在“口号”上，而没有实际的行动。在学校定位的问题上，“地方性”“应用型”使用频率最高，而实际的情况是，学校落实的措施还不够得力，或者没有重大行动与战略，尤其是在专业设置和调整、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方面，与学校的定位并不吻合，没有真正解决如何走应用型道路的问题。

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转型不仅存在办学定位方面的问题，还存在培养目标定位、培养方式、学科专业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的问题。地方本科院校由于在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方面缺乏自觉性，不仅在培养方式上不能实现深度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不能实现教学与应用性研究和技术研发相结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大学董事会作用的认识，从而不能通过更多渠道引入办学资金；在学科专业建设上，不能构建应用性学科体系，不能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取向，应用性与学术性相结合，重构应用型本科专业体系；在科学研究上，不能有效解决区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应用性、技术性关键科研难题，没有重视科研资源向教学资源的转化，为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创造条件，凸显办学绩效，从而在办学绩效基础上吸引高层次人才。以上问题是地方本科院校转型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且将会成为转型发展中的热点问题。面对以上问题，地方本科院校需要通过具体的路径、实际的行动加以解决。

地方高校真正实现转型，重点在于行动。正如由专科转为本科的第一次转型一样，地方高校要有具体的动作，要有动作之后的结果。今天的转型也是如此，是否进行转型要看路径选择。方向有了，选择了具体的路径，目标是培养应用型人才，那么，转型就在路上。高校只有深刻理解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内涵，对人才培养的规格、学科建设、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深入考虑，全局谋划，不把培养应用型人才简单地理解为培养一线的操作工人，才能找准自身发展与提升的路径，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对于地方本科院校而言，转型的具体路径有哪些呢？

应用型转型的关键在于遵循高等教育的规律，根据自身基础，围绕和贯穿“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条主线，明确办学定位、调整专业设置、提高教学质量、强化应用研究、提升师资水平等，并就以上几方面制定具体的行动措施。如合肥学院自2005年以来，破解改革创新、转型发展中的系列难题，构建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全方位系统实施转型发展的“八个转变”，其中重点是办学定位向“应用型”转变、专业结构向“需求导向”转变、课程体系向“技术逻辑体系”转变。合肥学院的转型是成功的。合肥学院与德国的应用科学大学联合创办的“合肥德国应用科学学院”，被德国媒体称为“德国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在中国改革试点的典范”^[2]。八个方面的转变，既是实施应用型转型的具体路径，又是实现应用型转型的结果。

路径是在基点的基础上开辟出来的，是用实际脚步践行的。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必须经历四个阶段，即思想观念转型、学科专业转型、培养模式转型、课程体系转型，其中最难的是课程转型”^[1]138。这是地方高校转型的基本过程、基本环节，也是相互有机关联的转型举措。综观应用型转型成功的高校及其人才培养的基本模式，我们可以得出，进行应用型转型需要在具体的路径上有新型，需要继承吸收传统优势，创新人才培养之新型。

二、地方本科院校转型的路径

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大学在智力和技术方面的支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地方本科院校为其培养用得上、留得住的人才，并直接服务于地方行业、产业。地方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高校为其提供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要求高校成为支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技能智力源。这是任何地方都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也是现今地方本科院校存在的基础、发展的基点、前进的起点，否则其存在就缺乏厚重、扎实的根基。英国著名思想家约翰·密尔(John Mill)有句关于大学功能的名言，但常常给人以误解，并被借以扭曲大学教育的应用性。他曾指出：“大学不是职业教育的场所，它不是为了教给人们一些谋生的知识……人们在成为律师、医生、商人和制造商之前必须先成人，如果你使他们成为有能力和明智的人，他们也将会成为有能力和明智的律师和医生。”^[3]其实，其思想的落脚点恰恰是人的职业能力提升。只不过，这种职业能力的提升，不应是即时性的知识，而应是基石性的品格。因此，无论高校的类型是否明确定位于应用型，人才的应用价值都是其中的应有之意，即使是具有自由教育传统、崇尚大学精英文化的英国也是如此。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转型的意义是，在促进人的自我实现和服务社会发展的同时，重视人才培养的应用性，重视办学的应用型转型。

对于应用型道路的探索，黄达人将其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原来是行业学校，一直坚持应用型道路的；第二类是原来没有行业背景，主动探索应用型道路的；第三类是在2013年“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成立以后，积极进行应用型转型的^[1]3。黄达人三种类型的观点是符合现今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实际的。文章在此基础上提出对转型概念具有开拓性创新的第四种类型，即在人才培养的模式转型上具有“小岗村”性质的转型学校合肥学院。以上四种类型的学校向应用型转型的具体路径与经验如下。

(一)原来的行业学校继续坚持应用型道路

1952年，我国学习苏联“高等教育重心放在学院上，学院培养各类专业人才”的经验^[4]，教育部对全国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和设置专业的工作。“至一九五二年年底止，全国高等学校已有四分之三进行了院系调整和设置专业的工作。……特别是加强和发展了高等工业学校，提高了钢铁、地质、矿冶、水利等十二个工业专门学院，基本上符合了国家建设的需要。”^[5]2571952年的院系专业调整既是学习苏联的结果，也是祖国建设对应用型人才的需要，十二个工业专门学院是有针对性的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战略提出与实施后，“大学升格与大学合并成为该时期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研究型大学与综合性大学成为众多高校尤其是地方新建高校的办学目标”^[6]。我国行业学院或在合并之列，或进行了升格。许多地方本科院校在升格的同时，为自身的发展确立了“向研究型与综合性大学发展”的目标。随着经济社会与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行业产业结构对人才层次结构的需求发生了新的变化。那么，要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适应其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要，适应行业产业对技术技能型智力人才的需求，高校必须有不同的办学层次与类型。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全社会都在进行转型；作为当今社会有机组成部分的高校，“包括地方本科高校在内的所有大学不可能忽视这样的背景，都要考虑‘转型’的问题，提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1]4。现在的转型和1952年的院系调整具有同样的意义，就是满足国家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那么，原来的行业学校在升格后走一种什么样的道路呢？武汉纺织大学、重庆科技学院、南京工程学院、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金陵科技学院都给出了成功的回答。在发展过程中，他们坚持走应用型的道路，在办学定位方面展示出自信：通过研究自身基础与特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地方产业发展来定位自身的发展道路；准确定位，首先是对自身学校的自信，之后表现出对学校如何发展进行判断的一种能力。行业院校自身的基础本身就是一种优势，那么，如何发扬优势，如何做出特色，则需要分析、判断和智慧。如武汉纺织大学敢于突出自身的纺织特色，就是在自身优势的基础上看到了特色方向，看到了实现其优势的道路，看到了纺织特色的“用武之地”。武汉纺织大学作为应用型大学，其科研之所以有所成就，得益于选择了纺织的定位：根据办学定位，依托行业协会、纺织领军人才和纺织特色，瞄准纺织行业关键技术，明确学校的科研定位和工作重点，做其他高校不能做的事，如纺织机械、纺织数字化等^[1]32。武汉纺织大学关于纺织的定位要求其专业体现纺织产业链的背景，专业结构及专业方向的调整始终坚持纺织方向：一是嵌入“纺织产业链”，增加交叉学科专业；二是贯通“纺织产业链”，深化关联学科专业；三是突出“纺织产业链”，关停无关学科专业^[1]39。在关停专业方面，武汉纺织大学表现出了果断的理性治理能力。在现今体制下，高校治理者都清楚，关停专业是一种目标明确、思路清晰之后的重大战略行动，需要非凡的治理能力和智慧。结合具体情况，关停撤并专业，在国外也是办学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种措施：1992年升格的多科大学经过10年的发展后，英国出现“高等教育市场化下大学学系关闭潮”，开始撤并一些不符合社会发展现实需求的专业^[7]；在美国，大学多次根据现实社会需求停办学系的情况也与英国类似^[8]。

对于行业背景的高校来说，回归行业产业，坚持服务行业产业链，坚持科研为行业产业服务，解决前沿科研问题，鼓励学生创新创业，其应用型之路就会更加坚实。

(二)一些没有行业背景的院校主动探索应用型之路

在市场经济运作中，商品需要通过购买才得以体现价值。把大学比作商品有违大学的使命，但若大学没有生源，专业没有生源，大学、专业又如何继续？一个专业长盛不衰的魅力恐怕就在于吸引学生，长期如此的循环往复使其久负盛名。目前从世界范围来讲，院系是大学最为稳定的构成单位，这是大学传承的历史赋予的结构特征而不是战略特征。当大学迈向一个迅速变革的时期时，他们必须考虑现有的组织结构是否能够实现这些变革。许多证据表明，虽然传统的学术单位能够实现一般的内部变化，但他们还是惧怕并强烈地排斥那些更为复杂的机构变化。新常态下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全面转型发展。地方高校要做出选择，敢于改革，来满足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满足大学生为自身成才而表现出来的对大学的要求。否则，学生就不会用青春、金钱来“购买”大学的培养服务。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整个社会都处于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地方高校面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必然要做出适应性反应、变化、改革，创新转型对接方式。然而，地方本科院校(包括新建院校)依然是按照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院系结构和学科原则组织起来的。“尽管这种院系结构在满足教学工作的需要和维持广泛接受的标准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它也是阻碍变化的主要因素。”^[8]当院系专业成为阻碍变化的因素时，我们需要创新——行为的创新。常熟理工学院面对新的发展环境，紧紧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施创新举措，提出“三贴近”，即“专业建设方向贴近地方经济发展，人才培养规格贴近地方经济发展，教师科研方向贴近地方经济发展”^[1]71。对于校内的原有院系专业组织结构，常熟理工学院进行了创新性的实践。为走应用型发展之路，常熟理工学院首先实现了从师范到理工的转型，既不固守原来的学科、院系、专业基础，也不简单照搬定势化的模式，而是根据区域发展实际创新办学模式。学校坚持“群落状建设、选择性做强、结构性提高、交叉点生长”的原则，主动面向地方产业设置专业，调整专业布局，灵活设置专业方向；紧紧围绕苏州、无锡两大光伏基地创办光伏科技专业，围绕苏州的电梯生产创办电梯专业，围绕常熟服装城成立服装工程学院，汽车工程学院的设置也是如此。专业设置做到唯一，做到第一。

常熟理工学院始终坚持将转型发展落实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之中，以地方需求为导向，逐渐理顺了各种形式的合作教育模式之间的内在联系，使各种不同的模式开始统一到“行业学院”这种具有集成性质的新模式之中。学校在整体上缺少行业背景的情况下，依据区域内产业结构特点，创新探索人才培养模式；通过行业学院的建设，扩展了学校的发展疆域，有效促进了学校与地方行业产业的协同发展。

我国地方本科院校最大的特点，恰恰在于其地方性，即区域特色。然而，一些地方本科院校存在追求“高、大、上”的升格心态，好高骛远，这无疑是在削足适履。正是一些地方本科院校的“大学化”心态和所谓高层次的目标追求，导致其“以漠视乃至抵制的态度对待本科高校转型政策”^[8]。总体而言，地方高校的转型、其学科专业的建设和自身的发展，是其在综合内外因素进行智慧判断后的创新发展。正如帕翠西亚·冈伯特(Patricia Johns Cumport)教授所言，对任何一所高校而言，学科逻辑和应用逻辑两种逻辑之任何一种在组织话语中显而易见或在结构改革中占优势，所依靠的是历史传统、所秉承的学术结构以及对资源需求与限制的洞察力共同形成的混合物^[9]。

(三)一些地方性院校响应号召积极进行应用型转型

“我国的高校设置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政治论’导向而缺乏‘认识论’导向。这种导向在以后的高校设置中也几乎被默认而成为政府设置高校的潜意识。”^[5]328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高等教育和大学长期运行于计划经济环境中，在政治、经济、管理上都有着强烈的外部依赖性。高校设置是如此，管理是如此，所以面对新常态的转型也是如此。有些地方高校对转型是犹豫的、拿不准的，对于学校的发展不能准确定位，处于一种观望的状态。

2013年“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的成立，起到了号召与引导的作用。一些地方高校迅速转变观念，进行应用型转型，行动迅速，如武汉东湖学院的投资方计划三年投入一个亿进行应用型转型；“与此同时，各个省也在积极推进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工作”，“全国已有22省市启动了改革试点，确定100多所高校作为试点学校”^[1]3。2015年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指明了地方本科院校转型的方向，对持观望态度的高校进行了进一步的鞭策和鼓励。

(四)合肥学院转型具有“小岗村”性质的典型意义

合肥学院是国内最早进行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高校，也是最早实现转型发展的高校。合肥学院从建校之初就坚持应用型，从人才的培养目标定位来说，其提出应用型人才培养具有开创意义。基于这样的意义，我们可以认为合肥学院是地方高校应用型转型的“小岗村”，但从深化高校综合改革的角度看，其离“小岗村”改革的全面典型意义还是有差距的。

2015年11月27日，在人民网2015大学校长论坛“校长发布”专栏上，合肥学院校长张文兵发表“地方高校如何加强应用型人才培养”一文^[10]。张文兵校长结合合肥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建设的探索与实践，总结提出了围绕内部建设的“八个转变”和外部环境建设的建议。

八个转变的内容包括办学定位向“应用型”转变；专业结构向“需求导向”转变；协同育人向“开放性系统”转变；培养方案向“产出导向”转变；课程体系向“知识输出”转变；考核方式向“过程考核”转变；师资队伍向“双能型”转变；质量评价向“两个满意”转变。

通过“八个转变”，合肥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的社会声誉显著提升。2015年，学校文、理科二本招生投档最低分双双位居全省第一。毕业生就业签约率始终保持在96%以上，连续多年位居全省前列。2009年至2015年上半年，学生参加各类大学生学科和技能竞赛，获得省级奖项771项、国家级奖项243项、国家级一等奖45项。

在谈了八个转变后，张文兵校长还谈了高校外部环境建设的建议，提出“给予高教综合改革试验区政策支持”“落实办学自主权”。合肥学院如果能在落实办学自主权方面做出具有开拓创新的举措，那么离“小岗村”的意义就更近了。

三、应用型高校转型的策略

“‘国家视角’促使我国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往往在短期内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却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意外后果’，甚至滋生了高等教育的系统风险。”^[6]高校转型不是要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景象，转型需要过程，需要设计、战略、重大行动。《指导意见》指出：“坚持试点先行、示范引领。转型的主体是学校。按照试点一批、带动一片的要求，确定一批有条件、有意愿的试点高校率先探索应用型(含应用技术大学、学院)发展模式。充分发挥试点高校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发高校转型内生动力活力，带动更多地方高校加快转型步伐，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11]从国家关于转型的精神来看，其强调的是因地制宜、“因校制宜”，而不是千篇一律、强求统一。但是，地方本科院校在转型过程中的一些基本路径或策略，仍值得深入探讨和借鉴。

(一)建立大学董事会与校内运行体系

应用型高校要积极探索建立适宜的大学董事会制度，根据国家有关高等教育发展和管理的政策进行制度创新。如学习借鉴美国赠地学院这类地方大学的管理体制和服务推广体系，或引入欧洲德国、英国等国家大学的办学理念和教学体系等，采用多体制办学的途径，创建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活力的、富有地方特色的应用型大学。其核心就在于，学习借鉴不拘一格，推广应用立足我国地方实际，科学确立服务和引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办学定位。

西方大学之所以能够与社会建立紧密的联系，这与其高校董事会制度密不可分。高校董事会通常由学校出资人、管理者以及社会代表组成，他们共同形成了高校资产“监护人”，从而有效地沟通了高校与社会的联系，也较为准确地把握了大学的发展战略，并对大学发展进行科学决策。大学董事会能有效地调整大学与社会、大学资产所有者与管理者的关系，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大学建设、管理与决策的积极性，同时使学校的管理者和教师进一步明确大学的使命，更好地服务社会，这些正是当前中国高校在向应用型转向过程中应当学习的管理科学。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应用型高校运行现代化的内部治理体系。应用型高校必须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在校内管理运行体制上探索形成简捷、高效、顺畅的决策和运行体系，激发大学活力，形成崇尚学术、去行政化的制度文化氛围，成为高水平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

(二)多元化筹资提升办学能力

大学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按照政策的许可，通过不同的方式引入办学资金。关于引入资金，大学需要策略、需要创新，要敢于让合理的资金进入学校，支持学校发展。对于学校而言，充裕的资金是对大学发展的最好支持。从另一方面来说，较强的社会融资能力，恰恰是服务社会的最佳证明。特别是一些学术突出的高层次人才，其通常拥有更为广泛的社会资源。大学可以鼓励他们积极利用有利的社会资源条件筹措资金，从而改善办学条件，提升办学能力。这不仅能够显著提升学校的社会服务能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更加有助于彰显高层次人才贡献社会的知识价值。

大学的创新发展本身就是创业，但至今许多大学教师的观念还不能转到创业型大学上来，因而不能在行动上紧跟时代，不能更好地拓展学校发展的外围，不能在学校内外部跨越原有的边界来引入资金。跨越边界就是学校首先嵌入社会，社会融入大学，通过资金进入大学的方式使学校与社会、企业更好地互动。在新常态下，大学发展需要多元化的资助，需要最大程度和最大范围地吸纳外来资金；学校通过有效使用资金来发展核心竞争力，解决地方发展的核心问题，更好地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三)大学校小单位的“包干”制度

随着改革的纵深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其中一个难以改革的“堡垒”是高等教育。因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大学制度还处于艰难的选择与建立之中。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就一直处于艰难的选择之中^[12]。那么，谁能探索一种模式来推动大学制度的改革发展呢？高校自然不是农村，也不是企业，但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与教训可以成为大学的参考。如果说农村的土地承包制和企业的独立经营激发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活力，那么大学能否实行“办学自主”？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率先实行“大包干”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那么，学校是否可以把一定的责任具体到二级单位，对其直接管辖的二级单位进行责任分解“包干”呢？从世界范围来看，高校的内部承包是可行的。或者换一种表达方式，高校与二级学院之间的关系，可以是集中制，也可以是联邦制。美国著名的加州大学，就实行了大学校总管、分校分管的联邦模式。从西方国家关闭学系的情况来看，如果二级学院办学效益不能达到一定的要求，或者其根据预算确定不适宜继续办下去，那么这样的学系就要关停^[7]。所以，在绩效办学原则下，一些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学科或部门可以通过自然淘汰而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

(四)采取科研绩效激励措施

“发表或出局”(Publish or Perish)是美国高等教育界的一句口头禅，其看似残酷实则是高校竞争的现实反映。现代大学对于社会的意义不再是知识的“传声筒”，更是知识的创造中心。因此，强大的知识创造能力是高校服务社会的基础所在。正基于此，我国部分高校也开始实行“发表或出局”的激励规则，这种激励规则在实践中逐渐显示出一定的激励作用，使高校教师的学术潜力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激活。但事实上，高校科研激励的意义并不局限于科研本身。随着教师科研能力的提升，其知识的创造性日益增强，这对教学工作也具有强大的“反哺”作用。科研正是所谓“激活的学术心脏地带”^[13]，是教师个人专业化成长的核心素质。因此，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同样需要教师的科研素质与科研能力。当然，在具体的科研激励实施过程中，我们应当注意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平衡，以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特点的平衡，从而最大程度地调动教师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的积极性。

(五)对高层次学术人员不限编制

国家发展的根本是人才，学校也是如此。真正的学术高地，不仅仅是因为有学术的带头人，更应该是吸引人才之源，能够在人才高地上形成一种吸引人才集聚的文化，能把在一定范围内一流的人才吸引到高地上来，不能因为编制的限制就拒绝高层次人才的进入。在我国唐朝唐太宗时期，官员人数有严格的限制，但在弘文馆中教师的品级不但是当时的高品级待遇，而且不受人数的限制。有发展潜力的大学，首先应形成一种尊重人才的文化，铸就人才高地，吸引高端人才为学校发展做出贡献。

总之，对于地方高校而言，应用型转型的方向是明确的。在方向明确的前提下，应用型高校要采取行动逐步走上应用型转型的道路，并在开展应用型转型的过程中，创新发展策略，为培养应用型人才进行有效探索。 (来源：《高校教育管理》2017年第03期)

作者简介：陈光磊，教授，从事高等教育研究。张婕，研究员，从事高等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