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潘懋元认为,地方高校“双一流”建设应坚持统筹兼顾、多元发展;大学首要的任务应该是出人才,有了人才再出成果,为此必须加强本科教育;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本质是提高大学的办学质量;地方高校转型发展是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动力和保证;地方师范大学协调发展要保持师范本色;未来的高等教育既要培养自然人,也要培养“机器人”。

关键词：地方高校;“双一流”建设;内涵式发展

2018年10月22日,笔者专程到厦门大学拜访我国著名教育家、高等教育学科的奠基人、厦门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潘懋元先生,并就地方高校“双一流”建设、加强本科教育、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转型发展、协调发展、人工智能等相关高等教育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对话。

贺祖斌: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在“双一流”建设当中,不同高校都在努力,地方高校的学校数量和学生数量均占全国的90%以上,这些高校该如何开展“双一流”建设?您怎么看?

潘懋元:我认为各类高校:研究型的、应用型的、职业型的;国家的、地方的等,都应该有各自的一流。不应只是排名榜上的那个一流。现在很多人对“双一流”的理解就是大学“排名榜”,即大学排名榜和一级学科排名榜。一流大学和一级学科的排名都是按照研究型大学来排的。如果我们都只按研究型大学的要求来办大学和设置学科,那是不能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双一流”刚提出来的时候,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1,就是希望把这种争一流的精神传递到各式各类的高校,各种类型的高校,包括地方高校,有特色的大学。

贺祖斌:是的, “双一流”中的“一流”,我认为强调的是“争创一流”的发展理念,这既是一种水平,又是一种精神和品质追求。

潘懋元:是的,所以我们的“双一流”建设,应坚持统筹兼顾、多元发展。现在社会的转型需要科学家,也需要更多的高级工程师、高级管理人才、高水平的有创新性创造力的应用型人才。当前,我国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即将进入普及化阶段,高校的“双一流”建设,就不能仅限于排名榜上的几所研究型大学和这些大学中的一级学科。毕竟,冠以“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只是少数。现在,全国共有2800多所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数以万计的学科点,不能只关注几十所院校、几百个学科点。不同的“一流”大学要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一流大学既可以是具有卓越科研实力的研究型大学,也可以是特色鲜明的行业型院校;既可以是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也可以是“小而精”的学院;既可以是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老牌大学,也可以是锐意变革、勇于创新的后起之秀。其实,不同类型的高校各有所长,都有争创一流的潜质。传统学术性研究型大学可以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在某些领域具有特色的应用型大学同样有望办成世界一流大学。例如,法国高师就是世界知名的师范大学。

贺祖斌:您认为地方高校在“双一流”建设中应该如何确立自己的办学定位和建设方向?

潘懋元:地方高校尤其是有实力的地方院校应该根据自身特色和区位优势,设定差异化战略目标,国家也要激发地方政府、行业参与“双一流”建设的积极性,实现大学、政府与社会的动态联合,促进高等教育形成多元发展的态势。竞争是提升高校实力的基础。“双一流”建设应打破身份固化的“标签化”思维。一流的身份并非终身享有,而是可进可退、动态调整的。“双一流”建设应辐射全国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所有有实力、有特色的高校和学科,不论出身,都应有机会跻身“双一流”。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双一流”建设促进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普遍提升,为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注入强大动力。

当前来说,已经列入“双一流”建设计划的高校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把“双一流”建设效应辐射到全国。其他学校包括地方高校也要有“双一流”建设的心态,以此作为动力,真正立足当前、办出特色,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建设自己的“一流”。因此,一流大学的精髓在于拥有一流的办学理念,而一流大学的个性则体现在使命担当、战略选择和发展目标的差异上。

贺祖斌:2018年6月,教育部在四川大学召开了新时代全国高校本科教育工作大会,提出“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在全国引发了很大的反响。您对当前我国高校的本科教育现状怎么看?

潘懋元:目前我国高校出现重科研轻教学、重研究生教育轻本科生教育的评价导向偏差,教育部抓本科教育是对的,但是要更注重方式方法。教育部曾经出台过教授给本科生上课、连续多年评选本科的教学名师和精品课程、教学评估、专业认证、年度教育质量监测等多种举措来抓本科教育,这都是为了确保本科教育质量。但是,许多大学在评价导向上以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为主,对教师的业绩评价以发表论文、科研产出成果为主,这样就造成了事实上的高等教育界重科研轻教学、重视获得硕士点、博士点而不重视本科教育的现状。美国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排名在前面的几所精英大学的本科教育不如一些文理学院。文理学院是全心全意搞教学、抓本科教育的,所以它们的本科教育质量较高。常春藤大学中有的也想抓本科教学,但是好的教授往往重科研工作而对本科教学敷衍了事。我们现在的高等教育评价,不管对学校也好,对教师也好,都太过重视科研了,而对教学只求有一定的工作量。

贺祖斌:所以这次大会的主题和您讲的一样,如果不抓本科教育的话,就是一票否决。大会还提出, “不抓本科教育的高校是不合格的高校,不重视本科教育的校长是不合格的校长,不参与本科教学的教授是不合格的教授”。很有现实意义。

潘懋元:是呀,大学跟科研单位不同。科研单位是出成果、出人才,在出成果之中出人才;大学是出人才、出成果,第一位的工作是出人才,不然的话,就变成科学研究机构了。大学首要的任务应该是出人才,有了人才再出成果,但是现在我们的许多做法是倒过来了。所以这里面一定要从整个学校的评价机制开始扭转。其次是对教师的评价,也就是不能只看你发了多少篇论文,发表在什么层次的期刊上。我们要扭转这种“唯科研、唯论文”的现象,真正发扬学校的第一职能,也就是人才培养的职能。首要问题就是要抓好本科人才的培养,办好本科教育。我建议,在这方面教育部要用好手中的评估、评价权利,对高校的评价首先是评估本科教学,本科教学不合格,一票否决,从而真真正正地把本科教育抓实。

贺祖斌:“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也是高校非常关注的话题,前段时间您在媒体上发表的一些观点,谈到地方高校的内涵式发展,我刚好也是在地方高校工作,对于这方面应该如何做?您认为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潘懋元:与内涵式发展相对的是外延式发展。最早提出内涵式发展,是针对高等教育大发展时期的规模扩张和新办大学而言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不少高职高专有强烈的升格成本科院校的冲动,不少新建地方本科高校也想走研究型大学的发展道路,还有很多高校想复制、模仿清华和北大的发展目标与路径。在我看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高等教育要实现内涵式发展,主要是要改变学校一味依赖扩大规模、依赖办学升格、依赖外延式发展模式的现象,侧重提高质量,尤其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贺祖斌:我也注意到,党的十八大首次将“内涵式发展”写入报告,并指出要“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党的十九大更加明确地提出要“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从“推动”到“实现”,不仅仅是表述上的转变,更需要理念和实践上的突破。对此,您如何看?

潘懋元: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本质是提高大学的办学质量,而教学的改革、创新、提高则是质量建设的核心,大学教师的发展是质量建设的基础。也就是说,大学教学文化是质量建设的核心,而大学教师发展是质量建设的基础。一个核心,一个基础,二者在质量建设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优质的教学文化生态系统为大学教师所营造,而优质的教学文化生态环境激发了大学教师的发展。因此,在我看来,内涵式发展要求高等教育研究更加重视微观教学方面的研究。这是相对于宏观的政策制度方面而言的。教育管理部门所关心的主要是宏观的政策制度,但是真正提高教育质量要落实到微观方面。宏观的研究指明方向,微观如果缺乏宏观的指导,方向就会不明;但宏观需要通过微观来落实,不然只是空话。这些年来,教育管理部门主要解决的是宏观问题,当然也考虑了微观的东西,比如这些年来搞精品课程、建设教师发展中心等,也就是微观的指导。但精品教材对大众化的应用型高校往往不太实用,其学术水平高而应用技术不足,不切合应用型高校。还有教学活动、学生指导等,都是具体的、微观的。宏观的政策制度可以通过文件下达而实现,微观则必须由高校和教师具体落实。现在有个很好的时机,就是各个高校成立教师发展中心。如何编写应用型课程、教材,如何改进产学研结合教学,如何改进课堂教学,如何运用网络教学,这些研究要跟上。因此,地方高校的内涵式发展是多方面的。我认为,要考虑学校的学科专业建设、人才队伍建设,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主,也要开展科学研究,主要是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等的科研工作。

贺祖斌:从您的论述中,我感受得到您对应用型高校及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关注,在我看来,地方高校向应用型转型也是实现内涵式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关于地方高校的转型发展,我想再听听您的看法?

潘懋元:高等教育的转型发展是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动力和保证,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需要我们在研究上、政策上、实践上共同努力推进。

贺祖斌:您觉得现在高校转型发展面临的问题有哪些?

潘懋元:2016年你在玉林师范学院工作的时候,主持推进了“广西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的成立,并同时召开了“广西应用型高校建设与转型发展高峰论坛”。当年你邀请我去参加大会,我也在大会上作了报告2,谈到了这个话题。与其说是问题,不如说是阻力,我认为转型发展所遇到的阻力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思想认识落后和僵化,使得“重学术轻应用”成为办学者的主导思想, “求统一、排斥多样化”成为影响教育政策的思想;二是由于某些政策导向,以往办学重知识而轻能力,脱离了形势需求,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三是我们对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理论创新不够、经验积累不够、宣传推介不够,使得大家不明所以,难免感到焦虑、无所适从。转型发展虽是当下高等教育发展的共识,但仍存在觉得“不必转型”的倾向。比如,一些地方性的工、农、医、经、管性质的学校认为,自己本来就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不存在转型问题;低水平的要转型,高水平的应当向学术型方向发展;工、农、医、经、管性质的学校可以转,文理类学校只能培养学术型人才等。转型发展涉及高校多达数百所,类型、层次又不同,所以我们强调的是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速度的转型发展。

贺祖斌:现在地方高校还有这样的困惑:一方面,要建设一流学科,学科排名上上下下都很重视,这代表着学校的声誉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强调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二者之间如何平衡和协调?如何破除阻力,真正把转型发展落实下去?

潘懋元:为地方服务,那才是最重要的。从国家层面来说,要转变体制机制,借鉴德国建立应用型科技大学的案例。需要从投资体制、招生体制,职称、奖励、话语平台等机制的转变上下功夫,并要保证所有大学公平地拥有改革发展权,每所大学都具有转型发展的话语权。从地方高校自身来说,要切实做到三个转变,一是理念上的转变,不要好高骛远,而是立足于服务地方。实现学校专业群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产业链的紧密对接,有序推进转型发展,通过转型发展来作出贡献,以贡献求得地方的支持,实现学校发展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二是课程与教学的转变,应用型创新人才通过应用型专业培养,应用型专业由专业课程体系构成,课程体系中的专业链要与产业链对应。课程、教材是转型发展的核心,传统的学术型精品课程、统一教材要转变为应用型课程和教材;传统的“以教为主”的传授方法,要转变为“以学为主”、课堂教学与实训并重,将教学、科研融为一体,以创新推动产学研的深度融合。三是专业教师队伍建设的转变,要有计划性、针对性地培养和发展“双师型”专业课程教师队伍。首先,老师要和学生一起参加实训基地的学习与劳动;其次,老师要多到对口的企事业单位挂职,并承担实际责任,锻炼才干;最后,学校应外聘对口企事业的工程师、技术员等到校任教并给予必要的帮助。

广西现在拥有非常好的转型发展条件,各所高校也没有好高骛远,而是立足于服务广西。比如,一些应用型高校在保持原有办学优势和特色的同时,通过学科专业调整优化,逐步实现专业群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产业链的紧密对接,有序推进转型发展,积极而又稳妥。这类地方高校容易放下身段,克服“理念抵触”的弊端,积极通过转型发展,来赢得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有为”和“有位”。

贺祖斌:自1999年我国高校扩大招生规模以来,地方高校经历了从规模扩张到内涵发展,从单科性办学到综合性办学等多重身份的转变。对于地方师范大学来说,您认为应如何处理其原有的教师教育优势和新发展中“顶天与立地”的关系?

潘懋元:这个问题我倒想请教您,现在很多省属师范大学都向综合性发展,听说除了军事专业之外,其他学科门类都有,所以我就不知道现在的师范大学究竟是姓师范还是姓综合?您所在的广西师范大学是广西最好的大学之一,历史悠久,很有影响,现在的师范专业办得如何?

贺祖斌:作为地方师范大学,教师教育是我们的优势,师范专业和师范生还是比较多一点,跟其他的学校相比,我们还有一个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我们的师范专业还是依托在各相关二级学院,比如说化学专业就是师范专业,它依托在化学与药学学院,生物科学专业是培养中学生物老师的,办在生命科学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设在文学院等,整个专业设置的框架没有太大的调整,我校目前有本科专业79个,其中师范(含职业技术师范)专业38个,非师范专业41个。不管如何发展,师范是学校办学的底色。

潘懋元:那我明白啦。“师范”是个古老的名称,是培养学生作为模范,在清末《奏定学堂章程》、《钦定学堂章程》中都有师范院校的重要位置。我们师范院校的办学者和教师们,首先要转变思想,要以办师范教育、当师范教师为荣,而不是总想把“师范”两字拿掉,大量办非师范专业。师范院校的优秀传统不能丢,并且要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紧跟时代需求,培养出适应新世纪发展的教师。

贺祖斌:是的,我们学校的办学特色概括成几句话就是:教师教育的“领头羊”、人文强桂的“主力军”、科技兴桂的“生力军”和国际交流的“排头兵”。这既是学校办学特色,也是学校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教师教育仍然是我们的办学底色和优势。

潘懋元:我以为师范教育是一种专业、职业教育,师范院校应该有“双师型”教师,他们一方面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具有丰富的教学实践能力和经验。学校要采取保障教师职业发展的措施,为教师提供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平台以供其学习和锻炼,从而提高其专业水平和职业技能。最重要的是教师应有荣誉感和幸福感。

新时代形势下,地方师范大学应向“多样化”发展。在教师教育领域强调多样性,就是强调多种形式办学,使得教师来源多元化;就是强调以多种模式培养师资,使得教师的素质结构各有不同;就是强调教师教育培养对象的多样化,使得包括各级各类教育教师在内的教师整体队伍能够实现专业化。只有切实把握并实践“多样化”的思路,才能真正应对处在不断变化中的教师角色、标准及相应的教师教育,才能及时跟上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步伐,培养出高质量、专业化的师资队伍。许多“非师”专业,可以培养中等或高等职业教育的师资,使“非师”专业成为职业教育的师范专业。

关于师范大学的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与服务地方,也就是“顶天”与“立地”的关系,应该是在“立地”的过程中实现“顶天”,即学科如何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地方服务,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样二者都能获得好的发展。

贺祖斌:近年来,人工智能等科技产品越来越多地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并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驱动力。我也了解到您一直以来非常关注这一领域,您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会是什么样的趋势?

潘懋元:您提的这个问题,正是我想要谈的。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专门人才,现在我们已经面临着新难题、新任务。我认为,今后的社会,将由自然人和机器人(或称智能人)共同组成。因此,高等教育既要培养自然人,还要培养机器人,使之成为专门人才。培养机器人,事实上已经在进行中,主要是给他灌输知识,灌输数据,但是现在也已经开始培养机器人动脑筋。

贺祖斌:您这个观点非常新颖。您指的是智能化?

潘懋元:对,往智能方面发展。现在饭店送餐,机器人完全可以送。另外,无人驾驶汽车,厦门已经有了,但是现在还不敢在马路上行驶,对于今后的无人驾驶,您需要汽车,只要手机一按,他就开过来了。坐上去之后,您要到哪里去,把地名按一下,就可以自动导航,可以开到您要去的地方。您下车之后,车就自己回到库房里去了。您再要用的时候,按一下手机,它就又来了。这样的智能汽车已经在测试中。今后,自然人做不到的,智能人能够做,同样,自然人干不了的坏事,它也能够干,试想,机器人往智力方面发展而又没有伦理来制约的话,会出现什么后果?这样会紊乱的。所以在机器人的培养上,要用法律控制,要有伦理的制约。机器人同自然人共同生存于新的社会中,如何和谐共处,还必须具有新的社会伦理道德以及生活能力,这需要前瞻社会进步趋势,通过设计者对机器人进行道德教育、情感教育、美育等,使之与自然人和谐共处,共同推动未来社会的发展。培养机器人,现在主要倚重脑科学知识与信息技术。随着脑科学的发展,将自然人的大脑及其活动技能复制到机器人,不是不可能的。如何教育好机器人,将是多学科专家在未来时代的新任务,如何把机器人培养为专门人才,将是高等教育所面临的艰巨任务,但也开辟了广阔发展空间,需要众多专家通力合作。这是一个全新领域,也是一个新问题。

贺祖斌:感谢潘先生,耽误您这么多时间来讨论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

1参见潘懋元《“双一流”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注入强大动力》,载于《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9日。

2参见潘懋元《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发展》,载于《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