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既是地方高校发展范式转型的重要议题，也是地方高校发展赋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使然。受沉淀成本、路径依赖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地方高校发展范式的转型可能会出现理念黏性、制度黏性和治理黏性等路径黏性问题。路径黏性的存在必然会产生迟滞地方高校的发展结构优化、发展方式转变和发展动力转换等效应，从而迟滞其从高速增长范式转向高质量发展范式。基于此，推动地方高校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范式转型，应做到：破除理念黏性，彰显“地方”之特色与价值；扭转制度黏性，构建地方高校评价的“理性”之维；突破治理黏性，再造地方高校治理工具。
关键词:地方高校 发展范式转型 理念黏性 制度黏性 治理黏性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1.问题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实现了“发展范式”的历史性转型[1]。在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社会转型中，我国高等教育初步完成了“以高速增长扩大教育机会”的外延式发展目标，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教育结构、提升教育质量、转换增长动力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地方高校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高等教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实现教育强国战略目标的重要力量。截至2022年，地方本科高校在数量上已占普通本科高校总数的91%,其在校生数量为1 965.64万人，占全国高校在学人数的42.2%,因此，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主力军的地方高校不应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阶段被遗忘。
在社会转型背景下，我国也在积极推进大学发展范式转型。大学发展范式转型反映了大学核心价值和行动准则的变化，意味着遵守这种准则所要达到的目标[2]。库恩的范式理论表明，当现有发展范式的延续性创新难以有效刺激、满足和服务实践需求时，旧有发展范式就会发生裂变，新的发展范式便应运而生。受高等教育体系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地方高校发展范式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必然会面临路径黏性问题，陷入“有规模增长而无质量发展的内卷化”发展困境[3],并由此迟滞其从高速增长范式转向高质量发展范式。
2.文献综述 黏性理论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指经济行为不容易随着其他变量的变化而及时作出调整的非线性现象[4]。在经济学领域，国内外学者对影响经济发展的路径黏性、价格黏性、信息黏性[5]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一致认为黏性问题的存在会迟滞改革发展的进程。例如，杜人淮认为，路径黏性是指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面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发展环境，经济主体的行为与决策无法作出及时调整，使其发展滞留在原有的路径[6]。随后，有学者尝试将经济学领域的黏性理论应用到高等教育领域中。例如，蔡文伯和田璐通过分析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黏性问题及形成机制，探讨路径黏性所引发的迟滞效应并提出优化策略[7]。姬娅小娟和蔡文伯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黏性及其引发的迟滞效应进行了系统分析[8]。总体来看，相关研究主要是探讨职业教育与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黏性及其迟滞效应，较少关注地方高校向高质量发展范式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路径黏性问题。 地方高校发展范式转型的研究视角具有多元化特征。例如，郭建如和刘彦林从组织转型视角分析地方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校院关系与传导机制[9]。朱建新从新制度主义理论视角分析地方高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型的制度困境、成因与机制建构[10]。江萍从大学发展范式切入分析行业特色高校向应用研究型大学转型的重点、难点等问题[11]。虽然上述研究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但是其研究核心是以应用型高校为导向探究地方高校转型问题，较少以地方高校高质量发展为导向探讨其转型问题。 基于此，本研究首先借鉴经济学领域的黏性理论，分析地方高校从高速增长范式转向高质量发展范式的路径黏性表征，探讨路径黏性引发其范式转型的迟滞效应，回答“为什么转”的问题；然后，从破除理念黏性、扭转制度黏性、突破治理黏性等三个方面，探究地方高校发展范式转型的可能理路，回答“怎么转”的问题。
二、地方高校发展范式转型的路径黏性表征
地方高校发展范式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指高校发展理念从增长思维转向发展思维，发展方式从规模扩张转向创新驱动，发展动力从需求导向的外驱力转向责任而生的内驱力。而地方高校发展范式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黏性，是指面对高等教育的超常规发展和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调整，地方高等教育主体的行为和决策调整慢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能根据国家政策和社会需求的变动及时迅速地作出反应，使其发展滞留于原有路径，产生路径黏性问题，具体表现为理念黏性、制度黏性和治理黏性。
1.基于沉淀成本的理念黏性 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由于决策者的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等决策环境的影响，旧制度条件下的决策往往会产生对当前或未来无法改变的沉淀成本。在经济学中，沉淀成本是指以前的投资成本(时间、努力、资本等)无法得到补偿，从而出现一种对旧制度的持续维持、不断强化以及追加投资的非理性行为，进而造成锁定效应[12]。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实施规模扩张战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9年的10.5%增长到2002年的15%,实现了由精英阶段向大众化阶段过渡的转变。继2019年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后，2023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4.4%,进入普及化新发展阶段。高等教育高速增长阶段主要是以大基数、高速度、低成本为主要发展特征的，旨在满足外部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与发达国家相比，虽然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起步较晚，但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其发展规模呈现出线性高速增长态势，实现了赶超型发展，表现出了强劲的增长动力。 地方高校在战略型中央政府和竞争型地方政府的强力推动下，不可避免地陷入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运动中，成为推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主力军。在追求规模效益发展理念的驱动下，地方高校秉持遵循外部需求的发展目的，以增加招生数量、扩大办学规模、拓展办学空间等方式承担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责任。过度扩张给地方高校带来了结构与效益矛盾，例如，学科专业结构不合理、教育教学质量下降、毕业生结构性失业、办学效益降低、办学定位趋同、办学特色不彰等问题。 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政府、高校以及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损失，从而形成转型发展的沉淀成本。正如格雷夫所言，旧制度条件下产生的信念、规则和组织，会影响新的制度供给，并“作为部分初始条件影响各种新的备选制度的选择过程”[13]。决策者往往会因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资源约束、未来的高不确定性以及过分重视声誉效应等，在面临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而作出决策时仍遵循旧制度条件下产生的沉淀成本，难以对未来发展作出科学有效的理性决策，进而影响甚至削弱改革和转型意愿。由于沉淀成本的影响以及外部问责的压力，地方高校陷入理念转变的“文化-认知性困境”,这种理念黏性迟滞地方高校发展范式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2.基于路径依赖的制度黏性 在制度变迁领域，由于收益递增和不完全市场的影响，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会沿着既定方向不断强化，出现收益递增，形成正向反馈机制，于是制度会沿着既定方向锁定，出现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一旦制度变迁陷入无效甚至是僵化的发展状态，便会出现负强化效应，滞缓制度革新进程，产生制度黏性。地方高校发展范式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需要实现制度变迁，而这一过程的实现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过去为推动高等教育高速增长而作出的各种选择的影响。
教育评价改革决定着高校的办学定位和发展方向，是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在高等教育领域，政府、社会以及公众等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主要采用认证、评估以及大学排名等方式对高校教育质量进行问责性评价。这种问责性的外部评估制度未能“促进高校分类发展、多样化发展和特色化发展”[14],反而导致地方高校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学术加速发展的锦标赛中，通过提高量化指标水平的方式进行过度竞争，推动了高等教育外部质量评价指标的“整体性加速提升”[15]。外部评估制度对高等教育质量提升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并在实践中不断进行自我强化，直至异化为过分强调数字化、指标化、技术化的评价标准，问责性评价制度开始僵化并形成“超稳定”的量化制度结构，进而产生评价制度黏性，迟滞了教育评价制度变迁。
在管理主义的外驱力下，地方高校不断强化绩效主义导向的教育评价制度，忽视内部自我发展的价值，不断追逐和强化“争创一流、追求卓越”的发展目标。受工具理性的影响，高校内部共同体接受了以量化为主的评价指标，并形成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五唯”评价。“五唯”评价将评价对象和评价内容精练为一系列数字符号，一旦被评价者在此评价制度中获得了学术职业发展的晋升，被评价者便会接受基于符号暴力的评价准则，在其内部形成一种正向的评价制度反馈，继续锁定“五唯”评价制度，进而产生制度黏性。而这种制度黏性的存在进一步制约和影响着地方高校发展范式的转型。 3.基于信息不对称的治理黏性 信息是高等教育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信息经济学中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信息：一种是所有局中人都知道的信息，即共同信息或对称信息；另一种是并非所有局中人都知道的信息，即不对称信息。2001年，乔治·阿克洛夫等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提出了“信息不对称理论”。该理论指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信息掌握较为充分的人相对于信息贫乏的人处于有利的地位。
从外部治理看，在以行政力量为主导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中，上级部门在通过科层制进行自上而下的线性信息传播时，会出现下级部门对上级部门发布信息的“选择性传播”或“二次解读”信息内容，导致高校、社会、市场等主体无法获取准确、完整的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引发治理危机。地方高校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依赖于不同治理主体对高质量发展相关知识信息的掌握，然而，政府、高校、社会与市场等治理主体针对高质量发展信息在解码上存在时空、序位差异，导致高校等治理主体偏离政府信息语境，进而出现治理决策的不确定性与滞后性等问题[16]。 从内部治理看，高校治理结构具有典型的科层制特点，校、院两级组织机构之间属于单向的决策与执行关系，权力呈“倒金字塔”式布局[17]。在治理过程中，上级信息在向下进行传递时会出现信息损失。例如，自上而下的单向信息沟通渠道会拉长信息传递链条、减缓信息传递速度、影响信息传播的时效性、增加信息的不确定性，进而导致院系层面的治理主体选择“象征性参与”或者“选择性执行”等策略，影响治理决策的科学性。从横向看，高校内部不同职能部门之间合作动力和联动能力不强，岗位间条块化严重，其关键在于不同职能部门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性，进而催生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资源固化，导致内部各部门各自为政的治理局面。由于高校“有组织无序”的发展状态，使得治理决策中的信息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分散化和不确定性等特征，削弱了高校内部治理创新变革的动力。
三、路径黏性对地方高校发展范式转型产生的迟滞效应
地方高校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路径黏性问题，而路径黏性的存在和作用会削弱其发展范式转型的动能，进而产生迟滞效应。所谓迟滞效应是指由于理念黏性、制度黏性和治理黏性等路径黏性的存在，致使政府、高校、企业等主体难以对自身的决策和行为作出及时调整，从而迟滞教育结构的优化、发展方式的转变、增长动力的转换，最终迟滞地方高校发展范式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1.迟滞优化教育结构：理念黏性加剧高校办学的同质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具有明显的“超常规”特征。伴随着高等教育超常规发展所带来的增长极限问题以及新发展阶段高等教育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增加投资、扩大规模、追求数量为主的高速增长发展理念已不适应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地方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主力军，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2002—2019年),地方高校在校生年均增长率为7.91%,高于部属院校的3.33%[18]。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虽然地方高校规模扩张增幅变小，增长速度逐渐放缓，但由于规模数据和增长思维的理念黏性束缚，导致其仍然面临高速增长带来的大众性被精英性挤压的问题，沦为“低质量”的代名词。 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阶段，地方高校面临的区域布局结构非均衡、层次结构僵化、科类结构滞后等结构性缺陷，导致其在高等教育体系发展中缺乏核心竞争力。从院校区域结构看，地方高校数量分布呈“东强西弱”状态，且优质教育资源存在区域失衡现象，例如，“双一流”建设高校占全国普通高校总数的5.2%,且多集中在东部地区。从层次结构看，地方高校主要是以本科教育为主，并在此基础上适当发展研究生教育及留学生教育，然而，在高速增长发展理念驱动下，地方高校遵循大而全的办学思路，将目标定位于追求综合性大学。从长远来看，一味模仿而非创新的办学思路缺乏成本理性，导致地方高校发展的差异化与个性化不足，办学特色不鲜明，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 从学科结构看，地方高校的学科结构对区域产业拉动作用较弱。在我国重点学科建设机制的推动下，地方高校为获取政府财政支持将大部分经费投入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学科中，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有力地推动了其学科水平、平台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并逐渐形成固定的学科建设模式。在面临产业结构转换升级的外部环境时，高校考虑前期的沉淀成本继续强化和执行前期的学科发展模式，导致学科结构调整滞后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由此引发大学生结构性失业问题。部分高校在学科专业设置布局时缺乏全局规划，孤立设置特色学科、热衷设置热门、低成本且与行业相关度较低的专业等，造成学科专业设置同质化倾向严重，与地方经济产业结构的适应性不强，既不利于高校特色发展，更不利于培养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类人才。
2.迟滞转变发展方式：制度黏性固化高校评价的工具理性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在保持小幅平稳增长的基础上，发展重点发生了转向，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需要适时转变发展方式。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制度环境中产生的高校评价制度，从客观上强化了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质量意识，并且在定向投放资源过程中发挥了助推作用，然而，制度黏性的存在使评价主体习惯或固守高速增长方式下的以量化和描述为主要特征的绩效评价范式。绩效主义评价中的指标体系存在对社会情境的抽离性和碎片化特征，导致其对组织发展战略和国家战略的失焦[19],从而不可避免地迟滞高校发展方式的转变，制约其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高校发展较为关注可量化的评价指标内容，那些难以量化的与学校发展密切相关的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以及质量文化等因素则往往容易被忽视，不可避免地造成高校办学的功利化。其中，“五唯”评价“经由个人或集体的生活史被身体化和内在化”[20],在高校评价制度中形成了稳定的绩效评价标准，并促进高校内部评价制度结构的再生产。在绩效主义评价制度的影响下，地方高校在办学中遵循学术指标化、数据化的工具理性，不断强化“五唯”顽疾。一方面，高校教师被迫陷入写论文、申课题、挣工分的发展困局中，造成了学术的虚假繁荣；另一方面，高校教师中还普遍存在“重科研轻教学”“重论文轻实践”“重结果轻过程”“重教书轻育人”“教学投入不足”等现象，导致高校教师不重视知识传递与人才培养，进而削弱了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绩效主义评价制度的路径黏性不可避免地迟滞高校转变发展方式，而路径黏性越强，转变发展方式的阻力越大。
3.迟滞转换增长动力：治理黏性弱化高校发展的内生动力 发展动力是构成高校发展范式转型的核心问题之一，直接影响着高校发展路径的选择和发展目标的达成。对任何一所高校而言，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都需要不断增强自我发展的内生性动力。在我国，地方高校是政府“催生”的产物，政府及其政策驱动是地方高校发展的动力和方向。传统制度安排下的治理黏性会不同程度地对转换增长动力产生迟滞效应。从宏观层面看，在长期的“一元逻辑”的大学治理制度框架下，政府与高校之间形成了以命令与服从为主要内容的行政关系。高校的改革与发展依附于以政府为主导的外部动力机制的强力推进[21]。政府对高校治理结构的权力渗透使得高校主体的理性难以彰显，办学自主能力存在滞后现象，进而导致其内部尚未形成为责任而生的自主性发展动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高校主动争取社会办学资源的能力和自我提升质量的能力。 大学作为底部厚重的组织，基层学术组织自治是推动高校改革以及治理创新的主要力量。在以科层制为特征的高校组织结构中，校、院之间的等级秩序与层次治理结构弱化了基层组织参与治理改革的主动意识与创新精神。在相对固化的治理秩序环境下，高校内部普遍存在行政权力泛化现象，突出表现为行政机构冗余、部门间信息孤岛化、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失衡、行政权力凌驾于育人活动之上等，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治理主体参与高校治理的积极性，不利于激活高校内部改革与创新的活力。横向的各职能部门过分强调职能分工，往往容易形成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区隔、沟通不畅的发展困局。在多元主体协作治理实践中，不同部门之间容易固守部门利益，出现推诿扯皮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地方高校发展的内生性动力。
四、地方高校发展范式转型路径黏性的化解策略
地方高校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理念黏性、制度黏性和治理黏性等问题。为加快推动地方高校发展范式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应做到：破除理念黏性，彰显“地方”之特色与价值；扭转制度黏性，构建地方高校评价的“理性”之维；突破治理黏性，再造地方高校治理工具。
1.破除理念黏性，彰显“地方”之特色与价值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是引领大学发展的根本价值遵循。地方高校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首先要破除理念黏性的束缚，从习惯于“规模数据”和“增长思维”的工具主义发展理念转向“质量为要”和“发展思维”的价值理念，从结果质量逐渐转向发展质量，关注教育整体的发展。地方高校首先要突破既有发展理念束缚，根据自身办学历史、独特的区位优势、产业经济以及自然资源禀赋等，在整个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以及所属区域内的高校序列中精准定位。具体而言，要以高等教育分类发展为依据开展顶层设计，坚持地方性、应用型、综合性的发展定位，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避免出现目标定位的“羊群效应”。 在转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地方高校要把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实现特色发展。特色发展是学校自身发展的内在诉求，是指在办学过程中形成的本校特有的，优于其他高校的比较优势，是凸显其竞争优势的基本前提，其中，学科专业特色是高校特色发展的集中体现。地方高校应以“双一流”建设为契机，将创新性与社会需求度相结合建设重点学科，挖掘学校重点学科发展的亮点、特色，将“人无我有，人有我特”转化为学科优势的突破口。为更好地解决高质量发展的理念黏性，地方高校还要结合国家关于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布局，以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为基点，推动学科专业结构与产业布局的协同发展，提高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地方政府要积极创新制度供给，以完善地方高校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外部制度环境。地方政府要明确其引导和推动地方高校发展的责任，确保其行动符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地方高校的特点，避免因地方政府政治竞争而盲目扩大高等教育规模，进而产生转型发展的沉淀成本。
2.扭转制度黏性，构建地方高校评价的“理性”之维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地方高校迫切需要扭转绩效主义导向的评价机制，确保教育评价回归理性。教育评价的理性回归是对教育评价技术迷思、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旁落的深刻反思，其本质是对教育实践丰富性、教育文化多样性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适切反映[22]。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阶段，地方高校要突破教育评价结果的鉴定判别、激励问责等工具价值，充分发挥教育评价的创造价值，通过教育评价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以及保障机制的改革，推动其迈向高质量发展，例如，树立发展导向的教育评价观，将增值评价纳入教育评价结果中。当注重鉴定判别功能的教育评价机制无法带来流动时，高校办学实践便会演化为追逐或维持数字排名的竞争游戏，进一步加剧高校发展的同质化，因此，要引入增值评价思想，打破评价中的排名固化现象，推动高校实现良性竞争。 在价值追求方面，要回归教育评价制度的内在激励性。以量化为主的绩效主义评价制度遵循管理主义逻辑，将评价结果异化数字符号进行横向或纵向比较，彰显了评价制度的工具理性。在高等教育专业化场域中，教育评价要兼顾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其价值理性在于鼓励教师回归教书育人的本质，进一步巩固人才培养和本科教学的基础地位。例如，在制度设计上，为避免出现技术至上主义导致的教育评价理性价值旁落问题，高校教育评价标准和内容的选择要尊重高校的主体性，构建既能与时俱进又能反映知识生产者特征和多样性的质量评定细则与评价标准，确保教育评价回归真实的社会背景与文化土壤，在大学内外形成一种基于信任或者自觉自信的质量文化氛围。
3.突破治理黏性，再造地方高校治理工具 充分信息是实现有效治理的基本前提。针对高校治理中存在的纵向信息损失和横向信息隔离等信息不对称性造成的治理黏性问题，需要创新高校治理工具，重构信息渠道以改变信息不对称状况。 从外部治理看，要创新治理工具提高政府信息服务水平，重构政府、高校、社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推动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数字技术融通数字空间和物理空间，畅通不同主体参与治理的数字场景，减少场景孤岛；打通信息传递的层级，扩大信息传递渠道，提升信息收集的全面性和准确性，推动不同治理主体实现信息资源共享。这样能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向学校进一步下放办学自主权，向市场转移资源配置权，向社会让渡监督评价权，从而改变“放乱收死”的周期循环，真正做到“放管服”[23]。
从内部治理看，“放管服”改革要刀刃向内，推动治理向纵深层面发展，真正发挥高校主体性，充分调动高校的内生动力，围绕治理结构和治理过程优化，推动内部治理创新。高校要充分借助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5G等数字化技术的优势，将其渗透到高校内部治理结构重组和治理流程再造之中，突破阻碍高校治理创新的黏性信息，以提高治理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由于高校治理还需要内外部等多元利益主体的积极参与，因此要运用数字化技术建立健全多方共治与权责担当的治理机制。例如，针对地方高校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开展平等对话，打破治理过程中的信息孤岛问题，激活基层学术组织参与治理创新的活力，确保高校内部权力与利益分配合理，进而推动高校内部治理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智驱动，增强高校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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