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和发展，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和价值导向，已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抉择和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科技、人才在全球的竞争实力同步提高，三者呈现出一体推进的良好态势。全球教育、科技、人才强国建设和发展的轨迹具有一定的共性，也与世界教育、科学和人才中心的迁移密切相关，而高等教育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加快强国建设，应主动探索中国式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和发展路径，高校要坚持聚焦人才培养中心，适应科技创新的新要求，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 

【关键词】强国轨迹；中心迁移；高等教育作用；中国路径；分类施策 2025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民盟民进教育界委员时强调，“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要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对教育、科技、人才的战略需求和总体要求，进一步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和发展，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加速“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推进机制”。

01概念与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系统阐述了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支撑的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为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擘画了宏伟蓝图，指引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和发展的任务要求与基本概念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教育、科技、人才作为专章，统筹安排、一体部署、系统推进，并将“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一并纳入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这是“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解码密钥”。 “一体”或“一体化”作为学术概念，已在多个学科领域得到应用。基于管理学的视角，一体的概念与集成（integration）相近似。集成是指在一个组织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水平，已成为当今组织设计的主题。尽管一体与集成的英文翻译相同，但在汉语中，一体或一体化的语气更强，更加强调由原来相互独立的多个子系统集成为一个系统复合体的过程，以促进各子系统在所集成的系统内有机结合、紧密联系、相互作用，使得其整体效能远远超出所有子系统的性能叠加。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和发展，从动力机制以及三者的聚合点上看都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要求”，已在强国战略中构成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三者之间相互关联和正向作用不断增强。其中，教育对于科技和人才具有重要的先导性和基础性支撑作用，需要率先发展；科技是教育和人才的创新平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应实现良性互动；人才是教育和科技的出发点、着力点和落脚点，应提高人才自主培养和自主创新质效。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和发展，已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抉择和要求。 

（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和发展的成效与比较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科技、人才在全球的竞争实力同步增强，呈现出一体推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已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国民素质不断提升，更好地满足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需求和要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发现，2023年我国教育强国指数①居全球第21位，我国是10年来进步最快的国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的研究结果显示，2023年我国国家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位居全球第10位；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等机构认为，中国在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中取得显著进步，已从“人才输送者”转变为“人才冠军”。 2024年，我国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4846万人，比2012年增加了1521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0.8%，比2012年提高了30.8个百分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进一步增加。 2024年，我国研究生教育招生135.7万人，在学研究生409.5万人，毕业生108.4万人，分别约是2012年的2.3倍、2.4倍、2.2倍，都实现了翻番；普通、职业本专科招生1068.9万人，在校生3891.3万人，毕业生1059.4万人，也都是2012年的1.6倍左右。②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大速度快于本专科教育，有助于提升高等教育的重心，优化高等教育的结构，也符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关于“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稳步提高博士研究生占比，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要求。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是一个国家的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技术创新策源地。我国高校承担了60%以上的国家基础研究和重大科研任务，承建了60%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获得了60%以上的国家科技三大奖。同时，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队伍规模不断扩大，一大批高校青年教师在科技创新中挑大梁，担重任，发挥重大作用。 2024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36130亿元，为2012年（10240亿元）的3.5倍多，年均递增11.08%；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68%，比2012年提高了0.71个百分点；其中基础研究经费增幅更快，2024年达到2497亿元，是2012年的5倍多，占R&D经费支出比重为6.91%，比2012年提高了2.05个百分点，R&D经费结构得到优化。[13-14]同时，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已居世界首位，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水平的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不断壮大，科研水平、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科技产出不断增加。 

（三）教育科技人才的相对规模与存在问题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教育强国指标体系中，2022年我国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占比排在第2位，三大高校排名③平均前200名的高校数量排第6，高等教育留学生占全球留学生比例排第8。但是，从一些相对规模指标看，在125个国家（地区）中，2022年我国高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列第106位，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排在第86位，高中生师比排在第84位，高中毛入学率排在第77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排在第66位。同时，由于人口规模和累积效应的影响，我国25~64岁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还较低，2020年约为18.5%，而加拿大、日本、美国2021年分别约为62.0%、55.6%、50.3%。 我国教育、科技、人才的绝对规模位居世界领先地位，充分体现了中国式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和发展的伟大成就。但部分相对指标还存在一定差距，需要予以关注和客观看待。一方面，这与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密切相关，需要进一步研究不同人口规模对于一个国家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和发展的影响，既要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也要了解世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轨迹变迁和经验教训，进一步强优势、补短板，努力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另一方面，既要充分肯定成绩，坚定强国建设的信心和决心，也应深度分析体制、机制方面的潜力与不足，深入研究和积极探索如何在宏观层面进一步加强战略谋划、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如何在中观层面进一步加强部门联动、政策互洽和相互支持，如何在微观层面进一步鼓励先行先试、大胆探索和主动作为，特别是如何更加充分地发挥高校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02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和发展的他山之石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和发展，符合强国建设的需要，也是“对世界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与高等教育内在关系的规律性把握”。当代世界强国，都曾经或现在依然是世界教育、科学和人才中心，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和发展方面创造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但也有一些需要关注和汲取的教训，有必要对此进行梳理和辨析。 

（一）现代高等教育的源起及教育、科技、人才的早期分离与互动 

现代意义的高等教育发端于12世纪的欧洲，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等，都是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代表。但早期的大学受到教会的控制和禁锢，教育与科技在数百年的时间里是分离和分立的。一些科学新发现、新学说和新知识，不仅不是诞生于大学，而且由于受到教会的压制和迫害，被视为异端邪说；严禁在大学进行新知识传授，更不能在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和自由探索。 文艺复兴冲击了中世纪神学的束缚，人文主义思想和新知识破除重重阻力，终于逐步进入大学。宗教改革在大学的兴起，也促进了一批新教大学的建立和大学的世俗化，推动了大学科学研究的进程和科学的新发现，拓展了人才培养的专业类别，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开启了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互动联系的早期探索。 

（二）世界教育、科学和人才中心的形成与变迁 

现代人类社会的演进发展，与人才培养、科学发现、技术进步密切相关。蒸汽机的发明、电力的普及、互联网的诞生，这一个个貌似偶然和生动鲜活的故事，都与世界教育、科学和人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相关[19]，更与该国高等教育的兴起与发展关系密切，都离不开优秀人才的突出贡献。 在19世纪之前，大学以传授和保存知识为主要职能，着重培养医学、法律和神职等专业的人才，科学研究的职能较弱；一些重大科学发现大多是在大学之外获得，但其发现者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有的还曾在大学任教，例如意大利的达•芬奇（1452—1519）、伽利略（1564—1642），波兰的哥白尼（1473—1543），英国的培根（1561—1626）、玻意耳（1627—1691）等。 19世纪初，柏林大学实施洪堡大学理念，将教学与科研相统一，开展基础研究和学术型博士（Ph.D.）培养，推进学术研究、学术自由和吸引人才，开启了现代大学的建设和发展，[相继出现了黑格尔（1770—1831）、高斯（1777—1855）、普朗克（1858—1947）等著名学者，并一度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科学中心和人才中心。但伴随工业革命的兴起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柏林大学的办学模式也因将自身封闭在“象牙塔”中，远离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与生产实际和社会需求相脱离，阻碍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进程，最终随时代的发展被抛在后面。 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大批留学德国的年轻学者回美后走上高校领导岗位和从事教学科研。他们充满生机和活力，敢于质疑和摒弃英格兰传统办学模式的糟粕，引进现代大学理念和办学模式，并结合本土实际大胆创新。加之《赠地法案》的支持鼓励，一批新大学应运而生，加强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和主动服务社会，美国高等教育快速从模仿转向创新、从“跟跑”奔向“领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率先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在20世纪70年代又率先跨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在高等教育经费和研发经费投入方面位列全球第一，也持续成为吸引留学生和国际学者最多的国家。2022—2023学年，美国授予博士学位20.52万个，其中STEM学科博士学位32536个，获得该学位的非美国公民将近44.44%（14457人）。同时，在国外文献和政策中，“有关人力资源开发或人才开发的提法和研究”早已较为深入和流行，强调“一个国家人民的技能是一种隐含的、关键性的资产和资本，需要加以开发”。20世纪50年代后，人力资源理论开始流行，研究对象也很快从企业扩大到各类组织，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同时，伴随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黑箱”逐渐被打开和清晰，人力资源在宏观层面成为国家第一资源和创新发展驱动力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晰，人力资源开发进一步上升为国家战略和行为。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等，都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人力资源的指标，也对教育水平和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1990年，联合国发布了第一个人类发展报告，并“积极促进和支持其成员国制定本国的人力资源开发计划”，美国等国大力实施人才吸引、人才教育培养和人才使用与管理策略，也形成了比较丰厚的学术积累和实践经验。

（三）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作用 

一些率先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国家，纷纷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和发展作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政策措施，优先支持高等教育发挥龙头作用，克服阻力、除旧立新，抢得先机、引领发展。 美国在引入德国现代大学模式，促进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过程中，也曾遭遇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传统高校的激烈反对。为此，一批有识之士另辟蹊径，创建新大学并取得成功，倒逼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校不得不随之进行改革，在传统文理学院的基础上，设立研究生院和开展科学研究。《赠地法案》激励高校开办农学和工学等实用学科专业，新建实验室和实验站。一批州立大学和二年制初级学院/社区学院兴起，服务社区和社会的职能不断完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联邦政府加大了对高校的经费拨付力度，并在战后延续了此项政策，不断强调高校是“科学研究的有力依托”，支持高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研究人员，并建立了众多科学技术实验室”。1949—1950学年，联邦政府资金仅占公立高校的13%、私立高校的12%，到了1965—1966学年，二者分别增长到23%和30%，特别是联邦政府给高校的科研经费大幅增加，加快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和发展的步伐。 2023财年，美国由大学管理的15个联邦资助的研究与发展中心（FFRDCs），从国家能源部（DOE）、宇航局（NASA）、国防部（DOD）、科学基金会（NSF）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等多个联邦政府部门，获得研发经费近66.85亿美元，平均一个中心将近4.46亿美元。其中，仅加州理工学院管理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PL），就从国家宇航局获得近24.89亿美元，该实验室是一个很大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平台，使该校形成了“小而精”的办学特色和创新竞争力。 但是，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导致部分产业链断裂，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带来了冲击。工程教育、工学学科、工科人才在一些领域和行业出现短板，一定时间内难以支撑其“产业回流”的战略构想。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和重构面临挑战，表面看是受生产成本、价格等因素影响，但核心还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和发展出了问题。 可见，教育、科技、人才相对发达的国家，在“三位一体”改革和发展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也有不少教训，不宜过度夸大其对我国的学习借鉴价值。一是从时间的维度看，全球经济社会的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前三次工业革命对教育、科技、人才的要求已有很大不同，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前所未有，贸易保护主义死灰复燃，我们不可“刻舟求剑”，以静止的眼光来看待不断发展变化的教育、科技、人才及其外部环境。二是从横向比较看，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国情不同，需要“知己知彼”，在打造世界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的过程中，不能盲目照搬和套用，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深化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03高等学校的任务要求与分类改革 

我国已经迈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和发展的征程，但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矛盾、问题 

（一）聚焦人才培养中心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必须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即“把德育贯穿于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全过程”，要坚持育国之栋梁、铸国之重器，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要围绕人力资源深度开发和创新驱动发展，优化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定位和布局，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和科学家精神，加强学术道德建设，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实力和优势，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 数智时代对人力资源和人才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中国实现“换道超车”提供了机遇与挑战。“数字化浪潮为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研究注入了新的演化动力”，但也引发关于“如何将数字化技术与员工融合并发挥其积极作用的挑战”。高校也不会例外，其管理对象也已升级为“具备功能无比强大且还具备一定人类智慧的机器，以及被智能机器配备了强大能力的组织和个人”。因此，高校要培养出适应数智时代发展急需的人才。 同时，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是动态变化和持续叠加的结果，不仅受到近期高等教育规模和结构的影响，也取决于数十年间人才培养成果的累积，这要求教育必须优先发展。一方面，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增长很快。年度本、专科毕业生人数早已超过美国；2024年中国硕士毕业生98.64万人、博士毕业生9.72万人；与美国2023—2024学年的预测值相比，中国硕士毕业生已经比美国授予硕士学位的数量（86万个）高14.70%；中国博士毕业生的数量与美国授予博士学位的数量（20.62万个）的差距也在缩小，已达到美国的47.14%。同时，美国的博硕比为1:4.17，而中国为1:10.15，中美两国研究生教育的层次结构差异较大。另一方面，我国还应继续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培养更多强国建设需要的人才，并在人才培养的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公平和开放等方面，投入更多精力和作出更大努力，科学谋划、精准施策，落实好《纲要》要求的“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稳步提高博士研究生占比，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培养造就大批高素质人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根本大计。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更加需要人力资源的充分保障，需要构建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力资源，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作用，把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大学里来，为他们建立良好的工作氛围，使他们作出更大的贡献。 

（二）适应科技自主创新的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教育要进一步发挥先导性、基础性支撑作用”。[1]高校应加强对于教学与科研的统筹，加强科研育人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培育壮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更好地适应科技创新的新要求，不能将高校的教学和科研片面地对立起来，也不可在强调一个方面重要性的同时，否定和弱化另一方面。高校科技创新与教学创新的结合，可以使学生，特别是研究生通过亲身参与研究活动，从中了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提高对科学基本问题的认识，培养开放的心智和浓厚的兴趣，提升创新意识和能力。同时，教师和学校的科研工作也会在学生持续、自觉甚至天真的质疑中获得创新动力和创新灵感。 应充分认识高等教育的战略先导地位和根本支撑作用，完善科技创新组织方式和治理模式，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努力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现更多核心技术的创新和突破，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既要遵循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逻辑和规律，又要符合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要求和规范，还要满足国家战略的人才需求和要求，贯通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体制机制，推进校企协同创新，加快推进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技术转移人才评价和职称评定、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出资三项改革，打通激励机制的三个堵点，鼓励和引导高校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提高成果转化效能。加强科技伦理治理，严肃整治学术不端行为。 《纲要》要求，“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对于高等教育整体来说，在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过程中，既要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也要加快技术创新步伐。应进一步强化高校有组织科技创新，坚持管理重心下移和为人才松绑，在优化科技创新组织机制、改进科研管理机制、深化科技成果转化、优化人才激励机制等方面大胆破局，努力打造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对于不同类型的高校来说，“教学与科研具有不同的制度安排，导致科研与教学的不同集成模式”，应完善因校制宜和优势特色发展，做自己更擅长和效能更高的科技创新，防止贪大求全和盲目攀比，避免片面性和绝对化；坚持“破五唯”，既不能单纯追求SCI论文数量，也不应单纯以专利数量论英雄，更不能偏离主业，单纯以科技创新的经济效益排高低。 

（三）分类评价和分类改革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和发展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系统工程，涉及多部门、多层面和多类型组织，必须加强系统集成和整体推进。在宏观层面，党的二十大已经作出了战略部署，需要不断落实推进。建议出台顶层文件，加强组织领导，明确任务要求，理顺体制机制。在中观层面，本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国家相关部门的职能有所优化调整，现已基本完成调整。建议尽快明确各部门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和发展中的职责任务，理清工作界面，完善协同机制，共同形成合力。在微观层面，应切实加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携手培养强国建设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这关键在于因校制宜、分类施策。要做好分类评价和分类改革发展，而分类科学是前提，否则分类评价与分类改革发展就可能无的放矢和无从发力；分类评价是保障，应切实发挥好“指挥棒”作用；分类施策是根本，应避免“一刀切”和趋同化。 第一，多年来，我国一直延续把普通高等学校划分为综合大学与专门学院的做法，其中专门学院包括理工院校、农业院校、林业院校、医药院校、师范院校、语文院校、财经院校、政法院校、体育院校、艺术院校、民族院校等，至今教育部的统计数据仍在采用这一分类。 2010年以来，国家多份文件要求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和实行分类管理，但设置标准等相关措施还有待明确，似乎也还没有明确的分类结果，主要原因之一可能在于赋予分类过多的职能，难以制定出一个能够兼顾各方关注和让各方都感到满意的分类标准，并且分类评价与分类管理的举措也不到位。尽管一些省（区、市）开展了一些分类改革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这些探索似乎还难以全面推广和扩散。 有文献建议将高校分为研究型、研究教学型、教学研究型、教学型、应用型等类型，但大家尚未就分类方法达成共识，而且缺乏系统的权威分类数据，有必要深入研究和不断完善。尽管所有高校都要承担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使命任务，所有高校也都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开展教育教学，但不同类型的高校在一体改革和发展进程中承担的具体任务有所不同，特别是不同高校科研任务的轻重缓急和方向结构有所差异，社会服务的对象和方式也不尽相同，因此，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类施策、因校制宜，避免笼而统之和泛泛而谈。 《纲要》要求，“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支持理工农医、人文社科、艺术体育等高校差异化发展”。需要尽快明确分类标准和方法，各高校应准确定位、错位发展、练好“内功”，避免盲目攀比和同质化发展。例如，“应用型本科高校”作为一个概念已被提出多年，但其划分标准、办学要求和评估体系至今似乎还不明确，系统完整和可操作的政策举措缺乏，特别是如何激励其深化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如何确定其与高职本科的区分边界，都还需要认真研究不断探索。 2024年，我国普通高校的数量已经达到2870所，成人高校有249所，培养研究生的科研机构有233所。这3352所高校院所应认真分析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和发展的使命和职责，按照总体要求和共性任务，结合自身实际和优势特色，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在加强教育教学的同时，强化有组织人才培养、有组织科研、有组织社会服务；明确自身的类型和定位，认真论证分析自身学科专业的优势特色，巩固优势，弘扬特色，促进交叉，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打造坚实的学科专业平台。 第二，《纲要》要求建立分类评价机制，这是实施高校分类和分类管理的重要抓手和保障，应根据高校办学基本定位的类型、基本方向的维度和差异化发展的优势特色，分类制定评价要求和方案。教育部组织开展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2021—2025年），到了收官之年。与前几轮评估相比，本轮评估中“两类四种”的方案体现了分类评价的思想和原则。未来的评估是否需要与《纲要》提出的分类要求相协调，有必要进一步论证研究。已经结束的第五轮学科评估，在分类评价方面也采取了一些相应措施，未来的学科评估可能也需要按照《纲要》的要求改进和完善。高校要充分发挥分类评价对于高校分类改革发展的保障作用，也应加强和改进自评工作，在校内考核和评价上也应分类施策，同样不能用“一把尺子”量所有的院系。 第三，关于分类管理，《纲要》指出，“在办学条件、招生计划、学位点授权、经费投入等方面分类支持”。只有分类科学，分类支持才有合理依据；同样，只有分类支持，高校分类才能发挥更大作用。不同类型的高校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和发展中既面临共性任务，也有个性特征，侧重点可能会有所差异，支持的领域与方式也应有所不同。在资源约束条件下，有重点才有政策。但要把握好分类支持的度，应加强统筹协调，避免因资源过于集中于某种类型的高校，导致其他类型的高校盲目攀比与趋同。高校应增强自信和定力，着力扬长避短，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下定决心在自身所在类型的高校中办出优势特色和创出一流。高校是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的汇聚点和结合部，应锚定建设教育强国目标，加强职普融通、科教融汇、产教融合的纽带联系，更加突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和发展的大局。按照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主攻方向和战略布局，围绕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和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夯实人力资源深度开发的基础和高层次人才红利。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创新，抢占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的先机，突破科学前沿和解决“卡脖子”问题，加强对世界各国教育政策和教育自身规律的研究，顺应世界教育中心、科学中心和人才中心转移的规律，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贡献智慧和力量。 

①分为教育公平、质量水平、服务能力3个维度。 ②2024年普通、职业本专科招生包括普通本科、职业本科、高职（专科），2012年统计口径包括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 ③三大高校排名指QS、THE、U.S.News高校排名。

（作者：张炜，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工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