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整体水平进入世界前列，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并逐步构建形成具有鲜明特征的高等教育“中国模式”。“十五五”时期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五年”，需要科学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国际竞争、人工智能、人口减少等对高等教育的深层影响，着力解决好“引领支撑、适配变革、发展均衡、未来形态”四大命题，强化战略规划引领作用，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功能，创新教育资源配置方式，释放改革创新强大动能，提升高校内部治理水平，优化教育评价考核导向，确保“十五五”目标任务顺利达成。
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今天，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在科学谋划“十五五”发展规划这一关键时间节点，深入分析我国高等教育“十五五”面临形势，谋划布局“十五五”改革发展之路，直接关系到2035年如期建成教育强国目标，深刻影响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引领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
一、“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基础
“十四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从内涵式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演进，无论是整体水平和核心指标，还是服务能力和国际影响，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为“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一）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
从数据来看，全国普通高校数从2020年的2738所增加到2024年的3119所，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4846.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20年的54.4%提高到2024年的60.8%，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每年向经济社会主战场输送超1000万名毕业生，其中50%以上是理工农医类，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5亿，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4年，劳动力素质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全民族素质得到了稳步提高。我国已经建成世界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并正由初级普及化阶段迈入中级普及化阶段。
（二）高等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前列
随着两轮“双一流”建设的持续实施，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的一体推进，我国一批大学和学科跻身世界一流水平。全国高校信息资料研究会研制的“高等教育强国指数2024”显示，全球高等教育发展美国保持绝对领先，但中国缩小差距且领跑第二方阵，并在自然指数（第1位）、ESI自然科学全球前1%上榜机构（第2位）、RUC人文社会科学全球前10%上榜机构（第3位）、授权专利（第2位）、全球高被引学者（第2位）等指标上排名靠前。在知名的四大世界大学排名中，我国高校排位均有显著提升。在“2025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上，我国“全球500强”大学达到113所，位居世界第一。总体来说，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教育现代化发展总体水平跨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
（三）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四新”建设，作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布局，成功打造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中国方案”。基础学科拔尖计划2.0全面启动，在计算机、数学等9个基础学科领域推进“101计划”，累计在77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布局建设288个基础学科学生培养基地，吸引3万余名优秀学生投身基础学科，打造了诸多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品牌，比如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清华大学“姚班”“钱班”、上海交通大学“致远学院”、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等，探索形成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中国范式”。我国研究生招生人数从2020年的110.66万人增加到2024年的135.68万人，其中博士招生人数从11.60万人增加到17.11万人，人才培养层次不断提升。2022年起，实施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试点，共建4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培养一大批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工程人才。同时，我国技能人才总量已超2亿，占就业人员总量27％以上，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占技能人才的比例约30％，应用实战型人才培养能力显著提升。
（四）科学研究水平不断提高
高校牵头自主研发出一批重大标志性科研创新成果，特别是在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物质科学和空间科学等领域，取得了一批重大的原创性成果，如清华大学薛其坤院士团队在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从实验上首次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产生了世界级影响。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内地共有101所高校作为通讯作者单位（含共同通讯作者）在国际顶级期刊CNS上发表原创论文511篇，仅次于美国，显著高于第三位的英国，深刻反映我国在全球科研版图中重要地位。在2023年国家科技奖励中，高校牵头获奖数量占比超过6成，其中2项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均为高校教授。据统计，在已获批或重组完成的近500家全国重点实验室中，约八成由高校牵头或参与共建。此外，高校承担了全国60%以上的基础研究项目和80%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五）社会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高等教育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服务”的发展方向、“四个面向”的战略导向，积极推进产科融合，有效对接科技创新和重点产业发展需求，深化开展创新创业教育，高校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模式得到显著优化，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显著增强。《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总合同金额由2019年的1085.9亿元增加到2023年的2054.4亿元。同时，高校主动瞄准中国实践和问题，加强新型智库建设，提升咨政服务能力，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在服务社会治理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六）国际影响持续扩大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正在推动世界高等教育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世界高等教育规模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亚洲，高等教育水平的绝对中心地位也开始发生动摇，亚洲开始成为重要重心之一。我国与5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有195个国家和地区留学生来华求学，成为亚洲最大、世界第三的留学目的地国。2024年，我国成功举办中国—非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对话会、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大会等大型国际会议，与各国分享中国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案，举办的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吸引国内外153个国家和地区5406所学校的514万个项目，共2084万人次报名参赛，教育国际影响力持续扩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STEM教育研究所落户上海，是在欧美之外首个全球性的一类中心，足以说明我国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的成果和影响力在世界得到认可。
“十四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不仅取得历史性的发展成就，并在持续改革发展中逐步构建形成具有鲜明特征的高等教育“中国模式”，为我国早日建成世界高等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保障。一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以2021年《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印发实施为标志，“十四五”时期党对高等教育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强化，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有效转化为发展优势，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和组织保障。二是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时代主题。以深化“双一流”建设为标志，全国高等教育体系把高质量发展作为生命线，办学发展重点由追求量的增加转为追求质的提升，加快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三是强化社会服务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服务高质量发展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任务。当今高校的服务使命已不再只是作为高校的三大职能之一，而是成为高校的根本办学方向。全国高等教育系统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紧扣“强国建设，教育何为”命题，从自身发展的小逻辑转变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逻辑，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方式，不断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有效提升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四是突出自主自强意识。积极打造自强卓越高等教育体系，自主科学确定“双一流”标准，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推进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全国高等教育扎根中国大地，彰显中国自信，突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自主发展要求。五是注重改革系统谋划。全国高等教育系统按照综合改革要求，系统谋划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实施高校分类管理，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实施有组织科研，显著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二、“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形势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就，未来十年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十年”，“十五五”正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五年”。深刻洞悉内外环境变化，科学把握时代发展大势，才能做好“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发展谋划工作。
（一）新质生产力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全新要求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全球经济产业结构，推动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对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迫切需要高等教育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积极推动教育教学理念和学科专业体系、科研组织方式、内部治理结构等方面的创新改革，在高水平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方面发挥龙头作用，以高等教育之力厚植新质生产力发展之基。在创新驱动发展时代，高等教育实际上是一种经济现象。甚至可以说，没有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就不会有一流的创新型经济体系。然而，由于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高校策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力不同，发展水平出现了分化，发达地区和服务能力更强高校发展加速，新型研究型高校快速崛起，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角色吃重，理工医科类学校人才吃香，欠发达地区和传统文科高校发展则相对缓慢。
（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需要高等教育承担更大的使命
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的当今世界，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相互交织，围绕高素质人才和科技制高点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教育越来越成为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赢得战略主动的关键因素。高等教育肩负着引领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使命。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要实现此目标，首先必须成为世界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纵观近代科教发展史，一个国家要先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然后才成为世界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个国家往往是先失去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地位，然后才失去世界人才中心。我国要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迫切需要高等教育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培养造就一批国际领先的拔尖创新人才，建设成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积极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努力以创新型高等教育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
（三）人工智能对高等教育发展带来巨大影响
人工智能一方面将深度改变经济社会，提出新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需求；另一方面也将直接影响教育理念和教育教学、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从而对高等教育变革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速发展，作为一种革命性、颠覆性技术，人工智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高等教育教学方式创新、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分配、教师角色重塑以及学生能力培养提供无限可能，另一方面也带来社会伦理反思、教育价值叩问、高校办学危机的现实风险。未来我们需要深化人工智能对高等教育影响的认识，重新思考教育的目标、理念和方式，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智能化发展，更好培养适应未来时代所需的高素质人才。
（四）人口减少对高等教育发展形成潜在压力
我国出生人口2016年达到1883万人高峰后，开始出现持续下降趋势。2024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09，远低于2.1的人口正常更替水平标准。随着适龄人口学段的“波峰迁移”，我国高等教育人口预计在2032年达峰9000多万，生源压力将逐渐从基础教育传导至高等教育。2025年，少数民办高校已开始面临“招生困难”问题，广西三十多所民办高校在本科批次遭遇零投档。借鉴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并同处东亚的日本、韩国经验，“十五五”时期生源不足只是我国部分高校将面临的问题，但十年后“关停并转”可能成为许多高校面临的新困难，需要我们对高等教育提前谋划、未雨绸缪。
三、“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任务
“十五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向中高阶段加速挺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进入关键五年。推动“十五五”时期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需要牢牢把握教育强国建设的“三大属性”“六大特质”，提高站位格局，顺应时代大势，拥抱科技变革，强化使命意识，着力解决好“引领支撑、适配变革、发展均衡、未来形态”四大命题，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一）引领支撑，重点解决“卡脖子”和“卡嗓子”的问题
在当前激烈的国际竞争态势下，我国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硬实力建设存在“卡脖子”问题，软实力发展遇到“卡嗓子”制约，迫切需要我国高等教育显著提升科技实力，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国际话语权“卡嗓子”上作出历史贡献。 解决“卡脖子”问题，关键在质不在量。“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要在适度扩大“双一流”建设范围，深化推进“双一流”培优攻坚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新型研究型大学发展和重大科研平台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办学起点高、机制活、小而精，而且没有历史包袱，对比传统大学具有先天优势，有利于开展有组织的科研攻关，可以集中资源在部分优势学科科研领域快速实现重大突破。从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的办学实践看，新型研究型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变道超车的重要载体。2025年，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福耀科技大学首次招生，录取分数就赶超部分原“985”高校，说明新型研究型大学已经赢得社会认可。“十五五”期间，国家可以采取更大的扶持力度，加快布局建设一批“高起点、小而精”的新型研究型大学。重大科研平台则是实施科研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平台，是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一流载体。从世界科技成果产出的历史经验看，重大成果多产出于重大科研平台和实体研究机构。美国每年投入数千亿美元用于上百个国家实验室建设，著名的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获得16项诺贝尔奖，这些国家实验室是保持美国全球头号科技强国地位的核心力量。适应现代知识生产方式，策应国家战略需求，“十五五”要谋划进一步加大国家重大实体科研平台的培育建设力度，发挥重大科研平台人才集聚、技术溢出等效应，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站在更高平台上加快发展，积极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切实增强高校的科技创新贡献和社会服务能力。 解决好“卡嗓子”问题，关键是要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和扩大教育国际交流。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我国要建设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也必须大力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主动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积极发展中国国际话语权。“十五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要以学术研究为牵引，以时代问题为中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回应时代问题挑战，打造自己的“价值立场”“话语系统”“公共产品”。在此基础上，我们一方面要与世界各国一流大学开展深度教育交流合作，引进用好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另一方面要采取更大的力度做好“走出去”文章，推动中国教育“出海”，打造“留学中国”品牌，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规则制定和全球教育发展项目，努力讲好中国教育故事、传播中国教育经验、发出中国教育声音，切实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
（二）适配变革，重点解决高等教育可能落后时代的命题
结构的落后是致命的落后。当前科技迭代进步，时代飞速发展，但人工智能等不少领域的技术突破主要不再来自大学，而是来源于大型科技公司的研发中心，高等教育开始出现“时空停滞”现象，引领时代前进的能力开始减弱，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不适配问题日益突出。当前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在某种意义上说，大学已不能再是封闭孤立的知识传授角色，而应扮演一个与行业产业需求共舞的主角，这需要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高校发展机制作出重大的适应性改革。 高等教育可能落后时代，直接体现在人才培养结构上。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长期存在结构上的“供需错配”，高校习惯于学科逻辑主导的“供给侧”培养，难以满足“需求侧”的国家战略、经济社会需求与学生个性发展要求，导致不少专业大学生“就业困难”，“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活干”的问题同时存在。国家近年来制定出台了系列推进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的政策举措和行动方案。特别是今年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印发《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方案（2025-2027年）》，对深入推进今后一段时期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工作作出系统部署。“十五五”期间，需要在落实相关政策要求，解决当前突出问题的基础上，更多探讨在体制机制上的破解之道。第一，要建立存量学科专业的诊断预警、优化退出和师生分流机制，有序开展低质过剩学科专业的“关停并转”。第二，要建立需求牵引的学科专业设置机制，包括急需紧缺学科专业的快速布局和特别支持、不同类别学科专业的分类建设和差异支持机制，实现高校人才培养与国家战略、经济社会需求间的供需动态平衡。第三，要建立学科专业内涵更新的敏捷应对机制，及时更新学科专业内涵，快速升级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从而适应当前科技、产业、行业快速发展迭代升级的趋势。第四，要坚持跨学科、跨校、跨界、跨国和问题导向，大力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孵化培育一批新兴交叉学科专业，培育大批交叉复合型人才。 高等教育可能落后时代，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管理体制和办学模式上。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一直沿用相对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叠加行政主导倾向一致的资源分配方式，容易导致高校办学行为趋同，从而出现“千校一面”的现象。另一方面，受政策要求、考核导向、经济理性和发展压力等多重因素影响，面对有限的办学自主权，高校缺少对接服务经济社会意识，一段时间内更多追求“升级”“扩容”“综合”，或者发展办学成本低的文理专业，从而出现专业设置同质化、培养模式单一等问题，因此在快速变革的时代下变得“落后”“落伍”。随着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中后期，多样性将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特征，人们的高等教育选择将更多变成一种经济理性行为。“十五五”期间，需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减少高校办学束缚，释放高校办学活力，让高校跟上进而引领时代变革。第一，加快落实高校的分类管理、分类发展和分类支持机制，解决高校“趋同发展”的内在冲动，引导高校在不同赛道上创建特色优势、形成错位竞争，避免走“千校一面”的同质化发展老路。第二，要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特别是要扩大地方高校的办学自主权，让高校能够根据发展需求和自身实际，确定办学定位和发展方向，形成办学特色，创建办学优势，更好对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和重点产业发展。第三，要聚焦高等教育的本质功能，结合未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才需求，前瞻性、有计划的调整优化高校结构布局，加大新兴未来和前沿学科培育，加强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三）发展均衡，重点解决区域和学科均衡发展的问题
发展均衡问题是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议题，关乎教育公平、社会公正，也直接影响高等教育功能的整体实现。我国高等教育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区域间、学校间，以及学科结构间，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影响我国高等教育整体质量提升和未来持续健康发展。 区域和学校间发展不均衡，集中反映在中西部和东部高等教育的发展差距上。中西部高校数量和在校生规模现在占据了全国的“半壁江山”，但从规模上看发展仍有不足，从学校层次和学科专业结构上看问题比较突出，从质量上看差距更为明显，9个省份只有1个国家“双一流”学科，不少中西部省份全省高校的国家级领军人才数量不如一所原中等“985”高校。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先后出台《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年）》《关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意见》等重磅政策文件，推出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重大工程项目，助力改善中西部高校的办学条件，支持提升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但客观看，中西部与东部高等教育差距并没有缩小，甚至一定程度上还在进一步拉大。统计数据显示，国家第一轮“双一流”建设公开警示（不含2个撤销调整）的14个学科中，9个属于中西部地区；第二轮“双一流”新增一流学科中，中西部地方高校只有4个。与之相对应，东部地区高校2015-2022年国家级科研项目占比由56.41%上升至69.37%，国家科技“三大奖”占比由55.56%上升至72.65%。虽有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但在历史和现实多方面原因的综合影响下，中西部高等教育面临“振而不兴”的严峻挑战和现实悖论。高等教育先发地区拥有基础优势，经济发达地区的超额投入，单凭中西部地区高校自身显然无法实现振兴目标。“十五五”时期，国家层面需出台一批超常规的政策举措，并配套给予强有力的资源支持。建议强化优化高校对口支援工作，实行一所部属高校深度对口帮扶一所中西部地方高水平大学，由部属高校选派一批优秀人才担任对口帮扶学校重点发展学科相关校领导、处长、院长和学科带头人，借力部属高校的先进办学理念、丰富人才优势、高端平台力量，帮助激发中西部高校的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推动相关高校加快发展步伐；实现中西部省份部属高校全覆盖，对没有部属高校的9个中西部省份，将原“一省一校”的部省合建高校升格为部属高校，办学经费由中央财政全额承担；将空缺的部省合建高校名额由中西部省份遴选1所高校承接，办学经费由中央和省财政按1∶1比例分担，由此节省出来的省级高等教育财政支持经费，全部用于支持各省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从而推动中西部高等教育实现整体提升。 学科结构间的发展不均衡问题，更多反映在文理工科发展布局上。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高等教育处在精英化阶段，社会急需大量文理基础学科人才，历史上多数高校的学科多以文理科为主。在1999年开始的全国高校扩招浪潮中，由于文理基础学科特别是文科的办学条件要求和办学成本较低，各高校在办学惯性之下兴办了大量文科专业，而社会对文科人才的需要又在不断萎缩，文科人才培养出现过剩情况，文科生“就业难”现象突出，“文科无用论”“文科消亡论”话题引起社会热议。与此同时，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催生大量理工科人才需求，而紧密对接服务国家战略和科技产业的新兴未来学科发展不足，文理工科发展出现结构失衡。当前，在国家政策推动和市场需求牵引下，高校在学科专业布局调整优化中大量增设新兴理工学科，不断削减人文社会科学，文科专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收缩，如果这一趋势形成自我强化过程，部分理工科发展过快过多，未来文理工科发展可能会出现另一种结构失衡。借鉴历史经验，“十五五”时期国家应该强化人才需求的预测预警，结合高校学科专业设置监测体系，形成高校申请自主设置和国家宏观适度调控有机结合的工作机制，避免各个高校学科专业设置的理性选择，导致结果反向错位错配的“合成谬误”。同时，针对文科知识体系更新惰性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快速变化的矛盾，深入分析当前时代对文科的新要求，探究文科价值体系、知识体系更新的方向及重构的策略，谋划解决好文科的价值功能和发展空间问题。
（四）未来形态，重点解决人工智能和生源减少的影响问题
智能化和少子化是我国高等教育未来面临的两个最大“确定性”趋势。人工智能的爆发式发展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知识供给模式和科研创新范式，教育已经进入改变底层逻辑、重塑教育生态的智能时代，智能技术重塑高等教育范式已成业界共识。而随着我国出生人口的急剧锐减，多数高校将从“求发展”转为“求生存”，未来高等教育生态必然再构。在当下高等教育变革发展的关键历史时刻，需要以前瞻三十年乃至更长的眼光，思考未来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并在“十五五”期间为此做好谋划准备。 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带来的颠覆性影响，一方面需要认真分析其对经济社会的变革影响，进而分析智能时代新的职业形态、育人需求等，探讨其对经济社会影响传导到教育的新需求；另一方面需要厘清其对高等教育理念模式、内容方法、环境治理的变革影响，进而探讨智能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方式，加强数字化应用，提高师生数字化素养，从而推动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公平化和高质量发展。 在人口少子化与高等教育普及化持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体系未来十年需要承载大规模高等教育的压力，但十年后的高等教育体系必然因为生源急剧减少需要进行前所未有的结构性调整，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可能出现失灵失衡情况。未来一些地方市属及独立学院转设高校将直面生存压力，民办高校将可能面临大规模洗牌，一批缺少优势特色的高校将逐渐退出高等教育体系，由此可能造成教育教学资源的闲置浪费和高校工作人员的职业危机，少数高校还可能带来潜在的资金风险。在经济欠发达和人口流出严重的地区，相关问题将更加突出。与此同时，高校迫于生源压力而竞相降低录取分数，势必导致生源质量下降，进而影响人才培养质量水平。这些需要“十五五”时期统筹建立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体系，引领支持高校适时调整转型和迭代升级，并提前谋划建立高校平稳有序退出机制，减少未来生源急剧减少对高等教育体系的冲击，以及抑制后续不良影响的扩散。
四、“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推进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确的战略需要正确的策略来落实。”面向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和“十五五”高等教育形势任务，我们必须创新探索更为有效的发展策略，强化战略规划引领作用，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功能，创新教育资源配置方式，释放改革创新强大动能，提升高校内部治理水平，优化教育评价考核导向，确保“十五五”目标任务顺利达成。
（一）强化战略规划引领作用
编制和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已经对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建设作了整体部署，编制实施好“十五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对教育强国目标的实现极为关键。就国家层面的规划而言，需要瞄准国家战略需要，把握时代发展要求，在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下，在高等教育领域谋划攻克一些关键短板，着力解决一些大事难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步伐。各地要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积极组织编制省域高等教育发展专项规划，明确省域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引领省域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进程。各高校要认真对标纲要精神，避免将规划编制工作作为一项必须完成的“重要工作”，摒弃规划编制中部分存在的行政思维、路径依赖、经验主义现象，全面考量政策导向、时代趋势、外部需求，根据学校资源匹配情况，理性确定目标定位，明确战略优先事项，努力找到面向未来、适应时势、契合自身的差异化优势所在，集中资源打造特色品牌，通过战略引领推动学校实现跨越发展。
（二）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功能
重大项目是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我国历史上推出了“985”“211”等一批高等教育领域的重大工程项目，有力推动了当时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当前，“双一流”建设也正引领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面对“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建设的艰巨任务，需要谋划实施一批重大工程项目，充分发挥资源的集聚效应和政策的集成效应，集中优势资源来实现关键问题的突破，牵引高等教育水平整体提升，加快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步伐。比如，深化实施“双一流”建设培优攻坚、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重大项目，加快提升我国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步伐；出台新一轮国家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行动方案，深化开展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专项行动，破解当前中西部高等教育“振而不兴”难题，引导各个高校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布局，构建形成同中西部开发开放格局相匹配的高等教育体系和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配的学科专业结构，着力解决区域高等教育和学科发展布局失衡的问题；针对当前高水平应用型高校国家政策支持空白，研究出台相关政策支持项目，培育打造一批世界一流应用型大学。
(三) 创新教育资源配置方式
教育资源是高等教育建设发展的物质基础。近年来，我国财政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稳居4%以上，虽与世界教育强国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但已经接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囿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状况，短期内希望通过政府的超额投入来支持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存在现实困难，但通过创新教育资源配置方式，扩大教育资源收入渠道，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和产出效益，可以有力支撑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需求。在增加教育资源收入上，一方面可以鼓励社会资本加大高等教育投入，比如出台政策支持大型企业兴办职业本科教育，引导企业家捐资兴办新型研究型大学；另一方面积极引导推动广大高校树立“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的办学理念，主动面向社会办学，积极争取社会捐赠，努力通过社会服务来汲取外部资源支持。在资源使用上要强化办学成本意识，防止无效低效投资，鼓励资源共享和经费包干，对重大经费使用进行充分的投入产出分析，让钱更实用、更经用、更好用，切实提高有限资源的产出水平。特别是在重大经费使用上，要统筹考虑经费使用的资源溢出效应和边际递减效应，一方面对战略优先事项要确保充足的资源支持，支撑实现高等教育的战略突破；另一方面要将更多教育资源投入高等教育发展滞后的地区和领域，在同等投入下产出更多的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四) 释放改革创新强大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是一个系统性跃升和质变，必须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十五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必须通过改革创新，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比如，要紧扣科技自主创新这个战略重点，立足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内在关联和有机结合，创新有组织科研方式，夯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支撑；要创新建立高等教育供给侧与经济社会需求侧的联动机制，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实现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良性互动、动态适配和敏捷应对；要创新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推进有组织的人才培养，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更高质量的人才支撑；要强化教育对外开放思维，优化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机制，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有组织地支持我国顶尖大学发起或参与国际重大科研平台和项目，积极拓宽世界一流大学的合作交流渠道，以国际视野，用国外资源支持推进教育强国建设 。
(五) 提升高校内部治理水平
高校是高等教育的主体和实体，我们对高等教育所有的希望和要求，最终都要通过高校来承载和落实。高校治理良好不能保证学术水平，但治理不善一定难以实现发展提升。实现“十五五”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校加快构建高水平治理体系，显著提升内部治理水平，有效摆脱资源与制度的双重现实约束，为学校事业发展提供强大支撑。比如，打破学科专业壁垒，整合优质教育资源，优化内部治理体系，创新人才培养和科研组织方式，回应满足国家需求和社会关切；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颠覆性影响，大力提升师生数字素养能力，努力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借力提升内部治理效能，使人工智能成为促进教育变革创新的重要变量；围绕少子化的未来确定性冲击，重塑教育资源配置逻辑，调控掌握师资引进节奏，前瞻谋划做好应对措施，推动学校事业发展实现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竞争”和“精准适配”的深刻转型。
（六）优化教育评价考核导向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事关教育强国建设。《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已对教育评价改革进行了系统部署，“十五五”期间需要切实加强评价专业力量，积极运用AI信息技术，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和客观性，更好发挥教育评价考核的“指挥棒”作用。比如，优化推进高校分类评价，统筹考虑高校的办学基础、区位环境、资源条件和学科属性，形成高校分类评价、分类管理、分类支持、分类发展体系，让各个高校在不同赛道上错位发展、差异竞争，扬优成势、办出特色；统筹建立教育、科技、人才领域相互贯通互为支撑的评价机制和评价体系，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汇聚高等教育发展合力；在高等教育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服务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的坐标中，增强“双一流”建设评价遴选的国家战略需求导向；探索开展部属高校发展成效周期性评价，推动各地开展省属高校发展成效周期性评价，传导增强高校发展压力，引导促进高校加快提升办学水平和发展绩效。
（作者:毛明斌，系江西师范大学特聘研究员，江西省高等教育评价研究中心主任）
